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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里保理业务的应收账款确权问题

引言

在供应链金融体系中，保理业务作为连接企业资金需求与金融机构服务的重要桥梁，通过受让企业应收账款为其提供融资支持，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而在这一过程中，应收账款确权如同“基石”般贯穿业务全流程——它既是保理商判断债权真实性的核心依据，也是后续风险控制、法律维权的关键支撑。然而，尽管确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践中却因法律规范模糊、操作流程复杂、多方利益博弈等问题，成为制约保理业务健康发展的“卡脖子”环节。本文将围绕应收账款确权的核心地位、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展开深入探讨，以期为行业发展提供参考。

一、应收账款确权在保理业务中的核心地位

（一）确权的本质与法律内涵

应收账款确权，简言之是指保理商通过一定程序，确认卖方（债权人）对买方（债务人）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真实、合法、有效且无权利瑕疵的过程。从法律层面看，这一行为直接关系到《民法典》中债权转让制度的实际落地——根据相关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需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同时，若债权存在争议、已设担保或被查封等情况，转让行为可能面临无效风险。因此，确权不仅是对债权“存在性”的确认，更是对其“清洁性”的核查，本质上是保理商取得合法债权并行使权利的前提。

（二）确权对保理业务的三重价值

首先，确权是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保理商的核心风险在于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与可收回性：若债权虚构（如卖方伪造交易合同、发票），或买方对债权存在抗辩（如质量纠纷、未达付款条件），保理商将面临资金无法收回的损失。通过确权，保理商可直接向买方核实交易背景、付款义务等关键信息，从源头排除“虚假贸易”风险。

其次，确权是债权实现的“法律通行证”。当买方到期未履行付款义务时，保理商需以债权人身份主张权利。若未完成有效确权，可能因无法证明债权转让已通知债务人、债权无争议等事实，导致诉讼中举证困难，甚至被法院认定保理合同无效。例如，某保理公司曾因未取得买方对债权金额的书面确认，在买方以“货物质量不达标”为由拒付时，因无法证明债权无瑕疵而败诉。

最后，确权是业务定价的“重要参考尺”。应收账款的信用等级直接影响保理融资利率——买方信用越好、债权确定性越高，保理商承担的风险越低，融资成本也相应降低。通过确权明确债权的可实现性，能帮助保理商更精准地评估风险，合理确定融资额度与利率，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应收账款确权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法律规范的模糊性：“确权形式”缺乏统一标准

尽管《民法典》对债权转让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对应收账款确权的具体形式（如书面确认、电子签章、邮件回复等）、效力层级（单方确认与双方确认的区别）、异议处理（买方提出抗辩时的举证责任）等关键问题，缺乏细化规则。例如，实践中常见卖方提供买方加盖公章的《应收账款确认函》，但部分法院认为“仅盖章无法证明买方已充分知悉并认可债权内容”；又如，通过微信聊天记录确认债权的效力，不同地区法院裁判标准差异较大，有的认可其作为电子证据，有的则以“无法核实聊天主体身份”为由不予采信。这种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导致保理商在设计确权流程时往往“如履薄冰”，既担心因形式瑕疵被否定效力，又因过度要求书面材料增加业务成本。

（二）操作层面的实操难题：多方博弈下的“确权阻力”

从卖方角度看，部分企业存在“确权顾虑”。一方面，中小企业作为卖方，在供应链中处于弱势地位，担心向买方发送确权通知会暴露自身资金紧张的状况，影响后续合作关系；另一方面，部分卖方为快速获得融资，可能隐瞒债权瑕疵（如已将同一应收账款质押给其他金融机构），不愿配合保理商全面核查。例如，某贸易公司为获得保理融资，伪造了与买方的对账单，但在保理商要求买方确权时，买方以“未收到货物”为由否认债权，最终导致保理商资金损失。

从买方角度看，核心企业“确权意愿低”的问题尤为突出。大型企业作为买方，往往在供应链中拥有强势话语权，认为确权会增加其财务部门的工作负担（如需核对大量交易单据、重复盖章），甚至可能被保理商“绑定”为隐性债务人，因此常以“流程繁琐”“无相关制度”等理由拖延或拒绝确认。某国有制造企业财务负责人曾坦言：“我们每年收到几十家保理商的确权请求，每笔都要核对合同、发票、物流单，人力成本太高，除非是重要供应商，否则不愿配合。”

从保理商自身看，确权流程的标准化与数字化程度不足。部分中小保理公司仍依赖人工核验纸质单据，效率低下且易出错；对于跨区域业务，因需现场取得买方签章，往往耗时数周，难以满足企业紧急融资需求。此外，不同保理商对确权材料的要求差异较大（如有的要求买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有的仅需财务章），进一步增加了操作混乱。

（三）配套机制的缺失：“确权效力”缺乏刚性保障

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应收账款确权登记平台，虽然有部分区域性或行业性平台（如中征应收账款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