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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汉简本《论语》：古代经典的深度挖掘与当代启示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定州汉简本《论语》的发现历程与背景

1973年，在河北省定州市城关西南四公里处的八角廊村，考古工作者对一座西汉墓群进行发掘，意外出土了万余枚竹简，定州汉简由此重现天日，轰动学界。经考古人员鉴定，该墓葬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大约在西汉末年曾被盗掘，盗墓者在墓中引发大火后惊骇逃出，使得墓中的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这批竹简因过火炭化，却避免了腐朽，但也因盗扰火烧，受到了严重损坏。出土时竹简已散乱残断，炭化后的简文墨字大多不清晰。在出土竹简的椁室东侧附近，还存有绢帛炭灰、书刀、长方形研墨石板、滴水小铜壶等，据此推测当时墓中可能还存放有帛书。

1974年6月，竹简被送至北京进行保护整理。1976年6月，文物出版社邀请马王堆帛书整理组成员协助整理定县竹简，进行编号、写释文工作。然而，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地震中，尽管竹简得到精心照管，但在转移过程中，封存盛简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导致竹简再次散乱并遭到一定损毁。直至1980年4月，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召集下，由李学勤先生主持负责，整理工作才得以继续。

经过细致整理，这批竹简内容被证实多为先秦文献，极为珍贵，其中就包括《论语》。出土的《论语》竹简共有620枚简，大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间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仍保留有连缀的痕迹。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今本本篇的77%。

1.1.2研究意义

定州汉简本《论语》的发现，在《论语》版本学、早期儒学研究以及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在《论语》版本学领域，今本《论语》在流传过程中历经整理编纂，从西汉定型到东汉完善，虽传承有序，但难免受到后人传抄、注释的影响。而定州汉简本《论语》作为公元前55年以前的抄本，未经后世过多篡改，保留了较为原始的面貌，为《论语》版本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文献依据。通过对其与今本《论语》的对比分析，如在文字、篇章结构等方面的差异研究，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论语》在历史传承中的演变脉络，为校正今本《论语》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提供关键线索，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论语》版本研究中的诸多争议问题，完善《论语》版本体系。

对于早期儒学研究而言，定州汉简本《论语》的出土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它为揭示早期儒学的真实面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使学界能够更直接、更准确地接触到孔子及其早期弟子的思想。通过对简本中孔子言论和思想的深入挖掘，对比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纠正以往对早期儒学思想理解的偏差，深化对早期儒学思想体系、观念内涵的认识。例如，简本中独特的思想表达和观点阐述，可能为儒家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帮助我们重新审视早期儒学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形成与发展机制，进一步明晰早期儒学与后世儒学的传承与变异关系，重塑早期儒学研究的学术框架。

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道德伦理、社会规范和人文精神等内涵。定州汉简本《论语》的发现，让我们得以窥探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千年文化传承的厚重底蕴。它不仅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更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通过对简本的研究和传播，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论语》的原始风貌和深刻思想，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进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古老的儒家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1973年定州汉简本《论语》出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这一珍贵文献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国内，众多学者聚焦于定州汉简本《论语》的文本解读。通过对残简释文的细致分析，深入挖掘其中的字词含义、语法结构以及语句背后的思想内涵。例如，学者们对简本中与今本《论语》存在差异的字词进行了详细考证，探究其在古代语言环境中的特殊意义，试图还原当时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在版本对比方面，国内研究成果显著。将定州汉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以及其他古代《论语》版本，如《鲁论》《齐论》《古论》等进行全面对比，从文字异同、篇章分合、内容增减等多个维度展开研究，梳理出不同版本之间的传承关系和演变轨迹。有学者通过对比发现，定州汉简本在某些篇章的分合上与今本存在明显差异，这为研究《论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流传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

国外汉学界同样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