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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扩容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一、金砖扩容的背景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金砖机制的发展脉络与扩容动因

金砖合作机制自诞生以来，始终以“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为核心定位。从最初由学者提出的“金砖四国”概念，到某年首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召开，再到南非加入后形成“金砖五国”，这一机制逐渐从概念构想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多边合作平台。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表达了加入金砖机制的强烈意愿。某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峰会上正式宣布接纳沙特、伊朗、阿联酋、埃及、埃塞俄比亚、阿根廷六国为正式成员，实现了自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容。此次扩容并非偶然，既源于金砖机制自身的吸引力——其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发展中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诉求高度契合，也反映了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下，新兴市场国家希望通过机制化合作提升全球事务话语权的迫切需求。

（二）全球治理体系的现存问题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核心矛盾，是“全球权力结构”与“全球治理结构”的严重失衡。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传统治理机制，大多建立在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基础上，其决策机制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达国家通过份额和投票权优势掌握着关键议题的否决权，而占全球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涉及债务重组、气候变化资金分配、贸易规则制定等核心议题上的话语权却严重不足。这种“少数国家定规则、多数国家被动接受”的治理模式，导致全球治理出现多重困境：一是议题覆盖偏差，发达国家更关注自身关切的金融稳定、技术标准等议题，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粮食安全、债务危机、基础设施缺口等问题长期被边缘化；二是执行效率低下，部分国际协议因发达国家推诿责任难以落实，如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长期未达标；三是规则适用性不足，西方主导的“一刀切”政策（如紧缩性财政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常引发负面效应，加剧了全球发展不平衡。

二、金砖扩容对全球治理代表性的提升

（一）成员结构的多元化拓展治理覆盖范围

此次金砖扩容最显著的变化是成员构成的多元化。新加入的六国横跨亚非拉三大洲：沙特、伊朗、阿联酋是中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和区域经济中心；埃及、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人口大国和经济增长引擎；阿根廷则是拉美重要的农业和资源输出国。这种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弥补了原金砖国家在中东、非洲的覆盖空白，使金砖机制从“新兴市场五国”升级为“覆盖三大洲、涵盖多类型经济体”的更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加入，让金砖机制首次直接连接非洲人口最多的内陆国家，能够更精准地反映非洲大陆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进程中的具体需求；沙特等中东国家的参与，则使金砖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能够更有效地协调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利益。成员结构的优化，本质上是全球治理“代表性”的具象化——当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通过金砖机制被纳入全球议程，全球治理的“覆盖面”就从“部分发展中国家”扩展为“更广泛的全球南方”。

（二）议题设置权的再平衡增强发展中国家声音

全球治理的核心权力不仅体现在规则执行上，更体现在“议题设置”环节。长期以来，发达国家通过控制国际组织议程、主导学术研究方向、掌握媒体话语权等方式，将全球治理议题限定在自身关注的领域。金砖扩容后，这种局面正在被打破。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原金砖国家已推动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纳入全球气候谈判，但新加入的非洲国家进一步提出“气候适应资金”应占气候融资的更高比例，这一诉求通过金砖平台被传递至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终推动相关决议的调整；在债务问题上，中东国家的加入使金砖机制能够整合“债权国-债务国”的双重身份，提出“多边债权人、商业债权人、债务国共同参与债务重组”的方案，与传统巴黎俱乐部“债权人主导”的模式形成对比，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提供了更公平的路径。可以说，扩容后的金砖机制正成为发展中国家“集体发声”的高效平台，通过整合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诉求，将原本分散的“局部声音”转化为“全球共振”，推动全球治理议程从“西方逻辑”向“全球共同逻辑”转变。

三、金砖扩容对治理机制革新的推动作用

（一）协商民主模式为传统机制提供补充

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既依赖规则的约束力，也依赖参与方的认同度。传统治理机制多采用“投票表决”“规则约束”的刚性模式，这种模式在成员利益高度分化时易引发对抗。金砖机制则秉持“协商民主”理念，强调通过平等对话、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此次扩容后，这种柔性治理模式的优势进一步凸显。例如，在讨论能源合作议题时，沙特作为重要石油出口国与中国、印度等能源进口国，并未因利益差异陷入对立，而是通过反复协商形成了“稳定能源价格、保障供应链安全、推动清洁能源转型”的三方共识；在数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