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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归属案例

引言

融资租赁合同作为连接金融与实体产业的重要法律工具，在促进设备流通、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中，租赁物归属问题贯穿合同履行全程，既是出租人与承租人权利义务的核心分歧点，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频发的焦点。从合同签订时对租赁物所有权的初始界定，到租赁期限届满后归属条款的履行，再到特殊情形下第三人权利介入时的权属判定，租赁物归属问题不仅关系到交易双方的财产权益，更影响着融资租赁市场的交易安全与效率。本文通过梳理法律规范、分析典型案例、探讨争议焦点，系统呈现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归属的实务逻辑与解决路径，为市场主体与司法裁判提供参考。

一、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归属的法律依据

（一）《民法典》对租赁物归属的基础规定

我国《民法典》合同编第十四章专章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其中第735条明确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从定义上确立了租赁物“买卖+租赁”的双重属性。关于租赁物归属，《民法典》第757条规定：“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约定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的归属；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这一条款构建了“约定优先—补充约定—法定归属”的三阶规则体系，强调意思自治的优先性，同时为约定不明情形提供兜底方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0）。

（二）租赁物所有权的动态变动规则

除期限届满后的归属外，租赁物在合同履行期间的所有权状态亦需关注。根据《民法典》第745条，“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一规定将租赁物所有权登记作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实质是通过登记公示制度平衡交易安全与效率。例如，若承租人擅自将租赁物转让给不知情的第三人，且出租人未就租赁物所有权办理登记，则第三人可能基于善意取得制度获得租赁物所有权（王利明，2021）。这一规则不仅影响租赁物归属的静态判定，更涉及动态交易中的权利冲突解决。

（三）担保功能视角下的归属规则新发展

《民法典》在担保制度部分将融资租赁定性为“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要求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需通过登记产生对抗效力（第641条）。这一立法调整意味着，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出租人的“所有权”更趋近于担保物权的功能——其核心目的是保障租金债权的实现，而非单纯的物之所有。因此，在租赁期限届满后，若承租人已完全履行租金支付义务，法院更倾向于支持租赁物归属承租人，以体现“担保功能”与“交易实质”的一致性（崔建远，2022）。

二、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归属的典型案例分析

（一）案例1：约定明确情形下的归属履行

某机械制造企业（承租人）与租赁公司（出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5年，租金总额覆盖租赁物购买成本及合理利润，同时明确“租赁期限届满且承租人支付完所有租金后，租赁物所有权转移至承租人”。合同履行期间，承租人按约支付租金，租赁期限届满后，出租人以“租赁物折旧后价值高于未付租金”为由拒绝办理所有权转移手续。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对租赁物归属有明确约定，且承租人已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出租人拒绝转移所有权无法律依据，判决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最高人民法院，2023）。

此案体现了“约定优先”规则的核心价值：只要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法院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实践中，此类案例占比约60%，是租赁物归属最常见的处理方式（中国融资租赁协会，2022）。

（二）案例2：约定不明情形下的法定归属判定

某科技公司（承租人）与金融租赁公司（出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仅约定“租赁期限届满后，承租人可选择以1元价格购买租赁物”，但未明确“选择购买”是否为承租人义务。租赁期限届满后，承租人未行使购买权，出租人主张租赁物所有权归己，承租人则认为“1元购买”条款隐含所有权转移意图。法院援引《民法典》第757条及510条，认为双方对归属约定不明确且无法通过补充协议确定，故租赁物所有权归出租人。同时指出，“1元购买”属于承租人的单方选择权，未行使则不产生强制转移效力（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

此案揭示了“约定不明”的常见表现——条款表述模糊或仅设置选择权而非义务。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对“象征性价款”条款持审慎态度，仅当条款明确“承租人支付该价款后所有权转移”时，才认定为归属约定（王泽鉴，2020）。

（三）案例3：第三人善意取得对归属的影响

某运输公司（承租人）将融资租赁的货车擅自转让给二手车商（第三人），第三人支付合理对价并完成车辆过户登记。出租人发现后主张所有权，称其未就租赁物所有权办理登记。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第745条，出租人未登记的所有权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故第三人取得货车所有权，出租人仅能向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