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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与重构：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多元化路径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对农村地区的发展起着基础性、关键性的支撑作用。农村公共物品涵盖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像道路、桥梁、水利设施等，这些是农业生产得以顺利开展、农产品流通得以保障的硬件基础；也包含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它们关乎农民素质的提升、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从宏观层面来看，充足且优质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石。乡村振兴强调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而每一个目标的达成均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紧密相连。完善的交通设施能够降低农产品运输成本，拓展销售市场，推动产业兴旺；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资源有利于提升农民健康水平和文化素养，为乡风文明建设注入活力；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则为农民生活兜底，助力实现生活富裕。

然而，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诸多困境。一方面，供给总量不足。在一些偏远农村地区，道路交通状况差，道路狭窄、崎岖，甚至部分村庄仍未通公路，严重阻碍了农产品的运输和农村与外界的交流；医疗卫生资源匮乏，医疗设备陈旧、医护人员短缺，农民看病难问题突出。另一方面，供给结构不合理。一些地方在公共物品供给上过度注重政绩工程，如修建豪华的办公场所等，而对农民真正急需的农业技术推广、农田水利设施维护等投入不足。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供给模式在面对农村日益增长且多样化的公共物品需求时，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政府财政资源有限，难以满足农村全方位的公共物品需求，而且政府决策往往难以精准对接农民的实际需求，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

在此背景下，研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能够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吸引企业、社会组织、农民自身等参与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增加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同供给主体具有不同的优势和资源，多元化供给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供给效率和质量，更好地满足农民多样化的需求。从理论意义角度而言，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研究，为公共物品供给理论在农村领域的拓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公共物品供给理论多聚焦于政府单一主体，而对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深入剖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模式、机制和影响因素等，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公共物品供给理论体系，尤其是为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公共管理学科在农村治理方面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公共管理理论与农村实际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展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范畴和应用领域。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体系相对成熟。从理论基础来看，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即“每一个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不会造成其他个人消费的减少”，明确了公共物品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特征，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石。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方面，部分学者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探讨了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与行为。他们认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提供农村纯公共物品如农业基础研究、农村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这些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得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但也有学者指出，政府在供给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失灵现象。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难以完全了解农民对公共物品的真实需求偏好，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同时，政府部门内部的官僚体制可能引发效率低下、寻租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引入市场机制，主张将一些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农村公共物品，如农村供水、供电等，通过市场化运作，交由私人企业或社会组织来提供，以提高供给效率和质量。此外，一些学者关注到第三部门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独特优势，第三部门具有灵活性、贴近基层等特点，能够深入了解农村社区的特殊需求，在农村教育、扶贫、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国内学者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主要围绕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展开。在供给现状方面，众多研究指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存在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地区差异大等问题。在供给主体方面，不少学者强调政府应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尤其是对贫困地区和偏远农村的扶持。但也认识到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存在局限性，因此积极探索多元化供给路径。有学者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社会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多元供给体系。

通过公私合营（PPP）模式，吸引企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既能解决政府资金短缺问题，又能利用企业的专业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农村公益项目，提供诸如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农村文化活动组织等公共服务；引导农民合作组织在农村小型公共物品如村内道路修缮、灌溉设施维护等方面发挥自我管理、自我供给的作用。此外，部分学者从制度层面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