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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纵向垄断协议认定

引言

在市场竞争的生态链条中，纵向垄断协议如同隐藏在交易关系中的“暗礁”，既可能因经营者间的合作提升效率，也可能因对竞争的不当限制损害市场活力。作为《反垄断法》规制的核心内容之一，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不仅关系到具体案件的裁判结果，更直接影响着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尤其是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经济、新型分销模式的兴起，纵向垄断协议的表现形式日益复杂，如何准确识别、科学认定这一行为，成为法律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围绕纵向垄断协议的基础界定、构成要件、认定难点及典型实践展开探讨，以期为理解这一法律问题提供系统视角。

一、纵向垄断协议的基础界定

（一）纵向垄断协议的概念与特征

纵向垄断协议，是指处于同一产业不同经济阶段、具有交易关系的经营者之间，通过协议、决定或其他协同行为，对商品价格、销售区域、销售对象等竞争要素进行限制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纵向性”——协议主体并非处于同一竞争层面的直接竞争者，而是存在上下游关系的交易相对方，例如生产商与经销商、经销商与零售商等。

与横向垄断协议（如竞争者之间的价格同盟）相比，纵向垄断协议的“纵向性”决定了其对竞争的影响方式更具隐蔽性。横向协议因直接消除竞争者间的竞争，通常被推定具有严重的反竞争性；而纵向协议可能同时存在促进竞争与限制竞争的双重效果：一方面，生产商通过限制经销商的转售价格或区域，可能避免“搭便车”行为（如经销商不投入营销成本却享受品牌宣传成果），激励经销商提供增值服务，提升整体效率；另一方面，若协议过度限制经销商的自主定价权或销售范围，可能压缩市场竞争空间，导致终端消费者面临更高价格或更少选择。

（二）立法演进与规范目的

我国《反垄断法》对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早期法律规定较为原则，仅笼统提及“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随着实践发展，相关司法解释与执法指南逐步细化，明确了纵向垄断协议的典型类型（如固定转售价格、限定最低转售价格），并确立了“合理分析原则”的适用框架。

立法的核心目的在于平衡“维护竞争”与“促进效率”的双重价值。一方面，通过禁止不合理限制竞争的纵向协议，防止市场力量被滥用，保障不同层级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机会；另一方面，避免过度干预正常的商业合作，允许经营者通过合理的协议安排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消费者福利。例如，生产商为推广新产品与经销商约定一定期限内的最低转售价格，若该行为仅在短期内实施且未实质性排除竞争，则可能被认定为具有合理性。

二、纵向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分析

明确基础概念后，进一步分析其认定的构成要件是理解法律适用的关键。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需同时满足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观要件与效果要件，四者缺一不可。

（一）主体要件：上下游交易关系的存在

主体要件是纵向垄断协议区别于横向协议的根本特征。协议双方必须是处于不同经济阶段、存在实际或潜在交易关系的经营者，即一方为“上游”（如生产商、供应商），另一方为“下游”（如经销商、零售商）。需注意的是，这种交易关系不一定要求是直接的“一对一”交易，间接交易关系（如生产商通过总经销商与二级经销商达成协议）也可能被纳入规制范围，但需证明协议内容对竞争的影响能够传导至相关市场。

例如，某手机品牌生产商与全国总经销商签订协议，要求总经销商向下级经销商传达“不得低于某价格销售”的指令，尽管生产商与二级经销商无直接合同，但该指令通过总经销商传导至下游，仍可能被认定为纵向垄断协议的主体关联。

（二）主观要件：经营者间的合意

合意是协议成立的核心要素，表现为经营者通过书面合同、口头约定或其他协同行为（如实际执行一致的限制措施）达成的意思联络。合意可以是明示的（如合同中明确约定“最低转售价格”），也可以是默示的（如生产商通过停止供货、减少返点等方式暗示经销商遵循其价格要求，经销商基于利益考量主动配合）。

实践中，证明默示合意是难点。例如，某品牌生产商从未与经销商签订书面价格协议，但长期对“低价销售”的经销商采取惩罚措施（如延迟发货），而经销商普遍将“不低于指导价”作为经营惯例，这种“惩罚-服从”的互动模式即可被推定为存在默示合意。

（三）客观要件：限制竞争的具体行为

纵向垄断协议的客观表现形式多样，《反垄断法》及相关指南列举了典型类型：

固定转售价格：协议直接规定下游经营者必须以特定价格销售商品（如“手机必须售价3999元”）；

限定最低转售价格（RPM）：要求下游经营者销售价格不得低于某一标准（如“不得低于3500元”）；

限定销售区域或对象：限制下游经营者只能在特定区域销售，或只能向特定群体销售（如“不得向电商平台供货”）；

其他限制行为：如限定销售数量、禁止销售竞争品牌商品等。

需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纵向限制行为都构成垄断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