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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跨境传输

引言

在数字经济与全球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个人信息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其跨境流动已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数据服务共享的常态。从跨境电商平台收集用户购物偏好，到跨国企业集团内部数据协同管理，再到跨境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信息交互，个人信息的跨境传输既推动了全球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也带来了个人权益保护的潜在风险。在此背景下，我国于某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以专门章节对个人信息跨境传输作出系统性规范，既回应了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也为我国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本文将围绕《个保法》中跨境传输的法律框架、实施规则、实践挑战及完善路径展开探讨，以期为理解我国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制度逻辑提供参考。

一、《个保法》跨境传输规则的法律框架构建

（一）立法背景与价值导向

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的立法需求，源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张力。一方面，数字经济要求数据在全球范围内高效流动以释放价值，据相关研究统计，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传统贸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0）；另一方面，个人信息的跨国流动可能突破单一法域的监管边界，导致信息主体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例如，某国企业将用户健康数据传输至监管标准较低的地区处理，可能因数据泄露引发大规模隐私侵害（周汉华，2021）。《个保法》的立法者敏锐捕捉到这一矛盾，在总则中明确“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双重目标，为跨境传输规则的设计奠定了价值基础。这种“保护中促进、促进中保护”的理念，既区别于完全限制数据流动的“数据本地化”极端，也不同于放任流动的“自由传输”模式，体现了我国在数字治理中的平衡智慧（王利明，2021）。

（二）与相关法律的协同衔接

《个保法》的跨境传输规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共同构成我国数据治理的“三驾马车”。《网络安全法》第37条首次提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在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的本地化要求，为跨境传输划定了底线；《数据安全法》第31条进一步规定“重要数据的出境安全评估”，将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理念融入跨境传输监管；《个保法》第38条则以“个人信息”为核心，细化了跨境传输的具体条件，形成“一般个人信息有条件传输+重要数据严格评估”的分层监管体系（张新宝，2021）。这种立法协同既避免了规则冲突，又通过“三法”分工实现了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全维度覆盖——《网络安全法》侧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数据安全法》聚焦数据分类分级的风险防控，《个保法》则以个人权益保护为核心，三者共同构建起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网”。

二、《个保法》跨境传输的具体实施规则

（一）安全评估：国家层面的风险防控机制

《个保法》第38条第一项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应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风险评估”，即由监管部门对跨境传输可能引发的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风险进行全面审查。根据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以下简称《评估办法》），安全评估的重点包括：个人信息处理者与境外接收方的安全保护能力是否匹配、传输目的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境外接收方所在国的法律环境是否足以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等（国家网信办，2021）。例如，若某企业拟将境内用户的金融账户信息传输至数据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即使企业自身采取了加密措施，监管部门仍可能因境外法律无法有效约束接收方的处理行为而否决传输申请。这种“穿透式”评估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将跨境传输的风险控制在源头。

（二）认证：第三方机构的合规背书

除安全评估外，《个保法》还引入了“通过专业机构认证”的替代路径（第38条第二项）。认证机制的优势在于借助独立第三方机构的专业能力，降低行政监管成本，同时为企业提供更灵活的合规选择。目前，我国已推出“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制度，认证机构需依据《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标准，对企业的个人信息处理流程、跨境传输的技术保障措施、用户权益响应机制等进行全面审核（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2022）。例如，某跨国科技公司若通过认证，意味着其跨境传输的技术方案（如加密算法强度）、管理措施（如数据访问权限分级）、应急机制（如数据泄露响应时间）均达到了国家标准，境外接收方也需承诺遵守同等保护要求。这种“认证+承诺”的模式，既强化了企业的主体责任，也为境外接收方设定了明确的义务边界。

（三）标准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规范化约束

针对中小型企业或低频跨境传输场景，《个保法》规定可通过签订“标准合同”的方式实现合规（第38条第三项）。标准合同由国家网信部门制定，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者与境外接收方在数据传输目的、处理方式、存储期限、安全保障、责任承担等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