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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下的劳动安全保障问题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与共享经济的深度融合，零工经济已成为全球劳动力市场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之一。所谓零工经济，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以短期、灵活、非全日制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就业模式，涵盖外卖配送、网约车驾驶、家政服务、知识技能共享等多元领域。据相关机构统计，我国零工经济从业人员规模已超2亿，占全部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国家信息中心，2022）。这种就业模式突破了传统“企业—员工”的固定雇佣关系，为劳动者提供了时间自主、选择多元的工作机会，却也因劳动形态的特殊性，衍生出劳动安全保障的新挑战。从外卖骑手因赶时间频繁违反交通规则导致的交通事故，到网约车司机连续驾驶引发的职业健康问题，再到家政服务人员在客户家中遭遇的人身伤害风险，零工劳动者的安全保障缺失已成为制约零工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矛盾。本文围绕零工经济下劳动安全保障问题，从特征分析、现实困境到解决路径展开递进式探讨，以期为完善相关制度提供参考。

一、零工经济的发展特征与劳动安全新挑战

（一）零工劳动的“去组织化”与安全风险的分散性

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劳动者在固定场所、统一管理下工作不同，零工劳动者的工作场景呈现高度分散化特征。外卖骑手的活动范围覆盖城市大街小巷，网约车司机穿梭于不同区域，家政服务人员则进入千家万户提供服务。这种“去组织化”的工作模式，使得劳动者难以通过企业内部的安全培训、设备保障、现场监管等传统方式降低风险（王全兴，2020）。例如，某高校针对外卖骑手的调研显示，73%的受访者表示从未接受过平台或用工方组织的交通安全培训，仅15%的人配备了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和反光装备（李娜，2021）。分散的工作场景不仅削弱了组织化的安全防护，更导致安全事故发生后责任认定困难——劳动者可能因无法证明“工作时间”或“工作地点”而难以维权。

（二）劳动过程的“算法主导”与安全边界的压缩

零工经济的核心运行机制是平台算法，从订单分配、路线规划到绩效评价，均由平台通过数据模型完成。看似高效的算法管理，实则隐含对劳动者安全边界的挤压。以外卖配送为例，平台算法会根据历史数据设定“最优配送时间”，但为了提升用户体验，这一时间往往被压缩至接近物理极限。某研究团队实测发现，某头部外卖平台的平均配送时长从最初的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而骑手为完成订单，不得不以超速、闯红灯、逆行等危险方式赶时间（陈龙，2019）。更值得关注的是，算法通过“隐形激励”强化了这种风险行为——准时送达的骑手会获得更高的接单优先级和奖励，而超时者则面临扣款或降权。这种“效率优先”的算法逻辑，本质上是将安全成本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形成“用安全换收入”的畸形激励机制。

（三）雇佣关系的“模糊性”与安全保障的制度真空

传统劳动法律以“劳动关系”为核心构建保障体系，要求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提供劳动保护。但零工经济中，平台通常与劳动者签订“合作协议”或“服务协议”，将双方关系界定为“平等民事主体”而非“劳动关系”。这种法律定性的模糊性，直接导致零工劳动者难以享受传统劳动法赋予的安全保障。例如，工伤保险作为防范职业伤害的核心制度，其覆盖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而零工劳动者因未被认定为“职工”，无法参加工伤保险，一旦发生事故，只能通过人身损害赔偿主张权利，赔偿金额往往远低于工伤赔付标准（刘俊，2022）。据统计，我国零工劳动者工伤保险参保率不足10%，远低于传统行业的90%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3）。雇佣关系的模糊化，使得劳动安全保障在制度层面出现“真空地带”。

二、当前劳动安全保障体系的适配性困境

（一）法律框架的滞后性：从“标准劳动关系”到“新型就业形态”的衔接断层

我国现行劳动法律体系形成于工业化时代，以“标准劳动关系”为调整对象，强调“从属性”（即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地点、方式上服从用人单位管理）。但零工劳动者的“从属性”显著弱化——他们可以自主选择接单时间、拒绝特定订单，甚至同时在多个平台兼职。这种“弱从属性”特征，导致传统法律难以将其纳入保护范围。有学者指出，现行《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与零工经济的实践需求存在“代际差距”（王显勇，2021）。例如，某法院在审理一起外卖骑手工伤认定案件时，以“骑手可自主决定工作时间”为由，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最终驳回了骑手的工伤赔偿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案例，2022）。法律框架的滞后，使得零工劳动者的安全保障缺乏明确的制度依据。

（二）平台责任的“规避性”：从“服务提供者”到“实际管理者”的角色错位

平台作为零工经济的核心组织者，虽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却通过算法、规则、评价体系等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实质控制。例如，平台可以设定订单价格、抽成比例、配送时限，甚至通过“用户评价”间接决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