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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分割案例

引言

婚姻关系不仅是情感的结合，更是财产的共同体。在传统观念中，夫妻财产分割往往与离婚绑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特殊原因产生财产分割需求。这种需求既可能源于一方恶意转移财产的侵害行为，也可能因家庭成员重大疾病治疗等现实困境。如何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依法合理分割共同财产，既是维护个体权益的需要，也是平衡家庭稳定与公平正义的重要课题。本文将结合法律规定与典型案例，深入探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分割的实践逻辑与裁判规则。

一、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分割的法律基础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共同财产，突破了“离婚才分割”的传统认知，其合法性源于法律对特殊情形下个体权益的优先保护。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这一条款为婚姻存续期间分割财产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其核心在于“重大理由”的认定——只有当夫妻共同财产面临重大风险或家庭成员基本生存权受到威胁时，才允许突破“共同共有”的财产状态。

（一）立法背景与价值取向

在《民法典》出台前，婚姻存续期间分割财产的规定散见于司法解释，但适用范围有限。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夫妻共同财产以婚姻关系存续为基础，非因离婚不得分割。然而现实中，一方恶意转移财产、拒绝支付配偶或近亲属医疗费用等行为，若仅能通过离婚维权，可能导致无过错方陷入“要么容忍侵害，要么失去婚姻”的两难境地。因此，《民法典》的规定本质上是对“婚姻共同体”与“个体权益”的平衡：既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又为遭受重大财产损害或面临生存危机的一方提供救济途径，体现了法律对公平与效率的双重追求。

（二）“重大理由”的具体认定标准

法律条文中的“重大理由”需结合实践细化理解。对于第一种情形（损害共同财产利益），关键在于行为的“严重性”。例如，一方将夫妻共同存款转入他人账户、低价变卖共同房产、高额消费奢侈品等行为，若达到“严重损害”程度（如转移金额占共同财产比例较高、变卖价格显著低于市场价值等），即可认定符合条件。对于第二种情形（法定扶养义务人的重大疾病），需满足三个要件：一是扶养义务的法定性（如配偶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扶养义务）；二是疾病的“重大”性（通常指需要高额医疗费用、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三是另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支付医疗费用。

二、典型案例分析：不同场景下的裁判逻辑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通过具体案例可以更直观地理解婚姻存续期间财产分割的适用条件与裁判规则。以下选取三类典型案例，分析法院在不同场景下的审理思路。

（一）案例一：一方恶意转移财产引发的分割纠纷

张某与李某结婚十年，共同经营一家小超市，婚后购置房产一套、存款约80万元。近年来，两人因家庭矛盾频繁争吵，张某未与李某协商，擅自将50万元存款转入其妹妹账户，并以“妹妹借款”为由拒绝说明用途。李某发现后，以张某转移共同财产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现有共同财产（剩余30万元存款及房产）。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在未与李某协商的情况下，将大额存款转移至近亲属账户，且无法提供合理的借款凭证或用途说明，应认定为“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理由”。关于分割比例，考虑到张某存在恶意转移行为，法院判决李某分得60%的剩余存款（18万元）及房产的60%份额，张某分得40%。

本案的关键在于对“转移财产”行为的认定。法院通过审查转账时间（发生在夫妻矛盾激化期间）、接收方身份（近亲属）、款项用途（无合理解释）等因素，综合判断张某的行为具有主观恶意。同时，分割比例的倾斜体现了对无过错方的保护原则，这也是此类案件的常见裁判思路。

（二）案例二：法定扶养义务人重大疾病治疗引发的分割纠纷

王某与陈某婚后育有一女，王某的母亲因患癌症需手术治疗，预计费用30万元。王某要求用夫妻共同存款支付医疗费，但陈某以“老人有其他子女”为由拒绝。王某的其他兄弟姐妹经济困难，无力承担全部费用，王某遂起诉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存款50万元）用于母亲治疗。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对母亲负有法定扶养义务（《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四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母亲患癌症属于“重大疾病”，陈某无正当理由拒绝支付医疗费用，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关于分割金额，法院结合医疗费用需求（30万元）与共同财产总额（50万元），判决王某分得30万元用于母亲治疗，剩余20万元仍为夫妻共同财产。

本案的核心是“法定扶养义务人”与“重大疾病”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