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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作为城市非正规空间的治理悖论——基于2023年深圳白石洲、广州杨箕村改造前后空间正义评估

一、摘要与关键词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所引发的空间正义问题，特别是聚焦于治理逻辑与社会后果之间的悖论性张力。研究选取了二零二三年作为关键的时间切片，对比考察了已完成改造的广州杨箕村与正在进行大规模拆除重建的深圳白石洲，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及空间数据分析，评估了这两种不同阶段的改造模式对城市非正规空间的重塑效应。研究发现，城中村治理往往遵循着一种“形式化”与“视觉秩序化”的现代主义逻辑，旨在消除非正规性带来的安全隐患与景观混乱，然而这一过程却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深刻的空间非正义。改造后的空间虽然实现了物理环境的绅士化与资本价值的飙升，但却剥夺了低收入流动人口的“城市权利”，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包容性居住生态。广州杨箕村的案例揭示了彻底绅士化后的阶层固化与历史记忆的断裂，而深圳白石洲在二零二三年的现状则生动展示了拆迁进程中巨大的社会阵痛与居住权益的挤压。本研究指出，城中村治理的悖论在于，政府试图通过消除非正规空间来提升城市品质，结果却消解了城市最具活力的底层生存机制，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边缘化与职住分离的加剧。因此，未来的城市更新亟需从单纯的物质空间改造转向兼顾社会公平的包容性治理。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非正规空间；空间正义；治理悖论；深圳白石洲；广州杨箕村

二、引言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城市化奇迹中，城中村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形态，扮演了极其复杂而关键的角色。它们是城市扩张过程中被包围的农村集体土地，是二元土地制度下的产物，更是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人员踏入城市的“第一落脚点”。长期以来，城中村以其低廉的生活成本、弹性的空间使用方式和紧密的社会网络，为城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廉价劳动力再生产基地。然而，在主流的城市治理话语中，城中村往往被贴上“脏乱差”、“藏污纳垢”、“违章建筑”的标签，被视为城市肌体上的“毒瘤”或“伤疤”，必须通过现代化的改造予以切除或整容。

进入二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随着中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城中村改造进入了攻坚期。二零二三年，作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与城市空间重构的关键年份，两大标志性城中村——广州杨箕村与深圳白石洲的命运再次成为学界与公众关注的焦点。广州杨箕村，历经多年的拆迁博弈，已彻底蜕变为高楼林立的中央商务区一部分，成为改造成功的“标杆”；而深圳白石洲，这个曾经容纳了十五万“深漂”的超级城中村，正处于推倒重建的激烈进程中，巨大的瓦砾堆与尚存的握手楼并置，构成了极具张力的都市景观。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以现代化和正规化为导向的城中村治理，是否真正实现了其宣称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在从“非正规空间”向“正规空间”的剧烈转型中，谁获得了空间收益，谁承担了空间剥夺？这种治理模式是否陷入了某种悖论，即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制造了更深层的社会隔离与不公？本研究试图引入爱德华·索亚的“空间正义”理论框架，通过对二零二三年这两个典型案例的实证考察，揭示城中村改造背后的资本逻辑与权力运作，探讨非正规空间消失后的社会代价。这不仅是对具体城市更新项目的评估，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空间”关系的一次深刻反思。文章结构将首先梳理非正规空间与空间正义的相关文献，确立理论视角；继而阐述基于双案例对比的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将从空间权利的再分配、社会网络的重组以及居住成本的变迁三个维度展开深度剖析；最后总结治理悖论的本质并提出可能的政策修正方向。

三、文献综述

关于城中村的研究，国内学界早期多集中于其形成的制度成因与形态特征。张小林、魏立华等学者指出，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分割是城中村产生的根源，它不仅是实体的聚落，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空间结构。随着研究的深入，视角逐渐转向城中村的社会功能与治理模式。李培林提出的“村落终结”概念，强调了城中村作为传统乡土社会在现代都市中的延续与变异。吴缚龙等学者则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出发，将城中村视为中国特色的“非正规性”空间，认为其不仅是住房供给的一种补充，更是城市底层经济运行的空间载体。

在西方城市研究中，“非正规性”是一个核心概念。亨利·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理论与大卫·哈维的“资本积累”理论，为理解非正规空间提供了宏观的政治经济学框架。罗伊认为，城市的非正规性并非混乱的代名词，而是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与生存策略，是城市化不可或缺的另一面。然而，在主流的治理实践中，非正规性往往被视为需要被规训与矫正的对象。这种治理逻辑在詹姆斯·斯科特笔下的“国家的视角”中得到了深刻阐释，即国家倾向于建立清晰、可读、标准化的空间秩序，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与税收汲取，而城中村这种模糊、复杂的空间形态恰恰是国家治理理性的对立面。

引入“空间正义”视角，是近年来城中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