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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小康与礼乐生活的开启

陈赟

“大同”与“小康”是两个值得重视的概念，从近代的大同理想（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到今日的小康社会的积极营建，都可看到这两个概念参与了中国的现代性意识的生成。但在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极为古老，最早在《礼记》中的《礼运》中出现。也正是在现代性的历史与意识及其自我理解过程中，这两个概念均被作了现代的诠释，以至于大同概念在今日难以与“乌托邦”的思想模式分割开来。事实上，在《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DisputersoftheTao:PhilosophicalArgumentinAncientChina）一书中，葛瑞汉（AngusC.Graham）将《礼运》中的“大同”观念视为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乌托邦，[①]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张颢教授等亦作如是观，这一点几乎构成了现代人的通见，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推断，孔子所代表的整个儒家思想传统都具有乌托邦性质。[②]本文所要质疑的，正是这种习以为常但又未经检视的通见，我将指出：《礼运》的“大同”思想应该放置在礼乐思想的传统而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乌托邦思想传统中，才能得到更为深切的理解，是礼乐生活世界的导出，而不是大同之世的回归，才构成了《礼运》思想的本旨，由此所敞开的恰恰是儒家思想传统的非乌托邦性质。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试图通过对《礼运》的分析，丰富并深化对现代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