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从业者集体谈判权实现的制度障碍.docxVIP

零工经济从业者集体谈判权实现的制度障碍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零工经济已成为我国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在线文案创作者等多个群体，从业者规模持续扩大。集体谈判权作为劳动者通过集体协商平衡劳资力量、维护自身权益的核心法定权利，对于改善零工从业者的工作条件、提升劳动报酬、保障职业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然而，当前零工经济从业者在行使集体谈判权时，面临着多重制度层面的障碍，导致其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中国劳动学会（2021）的报告指出，我国零工经济从业者已达数亿人，其中超过七成的从业者未享受到与传统劳动者同等的劳动保障待遇，集体谈判权的缺失是制约其权益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将从主体身份界定、现有集体谈判制度适配性、配套保障制度三个维度，深入分析零工经济从业者集体谈判权实现的制度障碍，并探讨其背后的深层逻辑。

二、零工经济从业者集体谈判权实现的基础障碍：主体身份界定模糊

集体谈判权的行使以劳动者身份为前提，而零工经济的用工模式与传统劳动关系存在本质差异，导致从业者的身份界定陷入模糊地带，直接从根源上剥夺了其行使集体谈判权的法律基础。

（一）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与零工用工模式的冲突

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核心是“从属性”原则，包括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三个维度（董保华，2020）。人格从属性要求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指挥、监督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