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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两种传播观念与文化观念 第一节：媒介——两种传播观念 第二节：文化——作为日常行为的规则与惯例 现代词典中关于“传播”一词的主要条目是“传授”（imparting)“发送”（sending)“传送”（transmitting)或“把信息传给他人”这些词语常被用来定义传播。 这时，传播的中心意思就是只为了控制的目的，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 电报和印刷业使（新教徒各教派）达成了一致，乍一看好像完全不可思议。电报和报刊传递并刊登了“基督教徒为带来这一巨大恩典的消息而激动万分，每个城市的民众都不约而同地举行集会，实际上这种祈祷的精神交流使国家连成一体”。这绝非偶然，大西洋电缆开通同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活动，因为两者都是“终极精神胜利的征兆……” 传播的“仪式观” 从仪式的角度定义，传播一词与“分享”、“参与”、“联合”、“联合”、“团体”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 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因果解释试图把意识形态根植于社会结构这一坚实的土壤中，它对意识形态立场的解释是认为它源自不同团体，尤其是不同社会阶级的利益，他也试图根据阶级成员来预测他们所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尤其把意识形态归为先前预设的原因。但最终这个观点不灵了，因为根据阶级或根据其他任何变量都很难预测意识形态。 在功能解释中，意识形态被认为并不是有结构性力量引起的，而是为了满足人格或社会的某种需求或功能。格尔兹称这后一种观点为紧张理论，因为它源自人格与社会的“不良整合”，该理论假设认为生命不可回避地纠结着重重矛盾、不适和不调，这些矛盾引起了紧张，从而为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解释。 如果说因果解释认为意识形态源自预设的因素，那么在功能解释中意识形态被理解为一种机制，这一机制能为因现代生活的矛盾而失调的系统恢复平衡。 在有的模式中，意识形态是牛角尖一样拿来顶人的进攻武器；而在功能模式中，意识形态确实用于释放紧张的装置。在因果模式中，小资产阶级店主的反犹太主义可以用阶级立场来解释；在功能模式中，同样的反犹太主义可以解释为是一种心理上的宣泄——将紧张移情于象征的敌人。 功能注意来自系统潜在的不良整合。它对现象的解释不是归咎于前因而是放在未来的状况上：在社会功能机制层面研究紧张问题——这种紧张包括监视敌意的环境；在个性层面研究焦虑问题；与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相对应的心理学探讨的是失衡问题。 大众传播研究一开始试图从传播过程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传播效果，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信息理论的启示，这种解释方式引发了传播的权利模式，其重点放在环境的作用力，以及被设想成相对被动的接收者。这一模式所采用的科学计划不仅可能而且必然把文化现象简约为前因。有些原因被明确地界定为心理变量——信源的可信度、讯息的吸引力——其他一些原因则根植于接收者的结构性情境——阶级、地位、宗教和收入中。 从整体上把文化想象成一种权力——人民的鸦片、皮下注射针、环境的产物——否定了心智作用的自主性，并把研究对象降格为微不足道的机器。 一群原始人满怀诚恳地出发祈雨，结果强化了群体的社会团结；一个选区政客本来只想维护或捞取政治资本，结果却成了未同化的移民群体与没有人情味的政府官僚机构之间的调停人。一位意识形态专家本来只想散布不满情绪。但转念一想，发现自己也在为那个令他痛心的体制的持续存在而出力。 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人类是一种悬置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把文化看作是这些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一种阐释性科学。我追求的是阐释、阐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 什么是文化？ “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两个相对独特的意义上被使用： 艺术及艺术活动； 习得的、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带有大写“C”的文化 文化被认为是由“知识活动，尤其是艺术活动的作品与实践”组成的，由此，文化是一个描述“音乐、文学、绘画和雕塑、戏剧、电影”的词语（威廉斯，1983b：90）。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被广泛认为涉及“有教养的”（cultured）人们所从事的“优雅的”消遣。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 文化的更宽泛的定义，则是指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无论这种生活方式是属于“一个民族的，一个时期的，一个群体的，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威廉斯，1983b：90） 这个定义与人类学的观点和研究方式一脉相承 在夏河想象上海 对于藏族人来说，他们并不介意别人是将其想象为粗犷剽悍的代表，还是神秘莫测的象征。依我的理解，他们既不神秘，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