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教程第10章.ppt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上的既有观点 凡勃仑与阿里斯的观点 他们认为，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即坚持“技术决定论”。 马克思的观点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辨证关系的原理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理论。 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上的“制度决定论” 诺思认为，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而是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即“制度决定论”。 诺思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问题上的“制度决定论”是与其经济增长问题上的“制度决定论”同时提出来的。诺思认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等各种因素都不过是由制度创新决定的经济增长本身的表现而已。显然，这既是诺思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制度决定论”的进一步表达，同时又体现了诺思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问题上的“制度决定论”观点。 三、评价 有关二者相互关系的各种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技术创新动态化而制度创新静态化观点，认为制度创新不过是技术创新的自发的派生物；二是制度创新动态化而技术创新静态化的观点，认为技术创新不过是制度创新的自发的派生物；三是平行地处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动态过程，认为二者虽有相互影响却没有决定性的相互作用，因而不存在谁决定谁的关系；四是交叉处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动态过程，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辨证的交互性的决定作用。 对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评价 凡勃仑、特别是阿里斯的“技术决定论”属于第一种类型。他们强调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只有技术创新是唯一动态的因素，制度创新始终是被动的、滞后的、相对静态的。这实际上否定了制度创新也有其内在的推动力和能动作用。 诺思的“制度决定论”代表的是第二种类型。制度创新被看作是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唯一决定因素，技术创新不过是由制度创新决定的伴随物。在诺思的理论中，制度创新虽然是被动态化了，而技术创新却被相对静态化了。 对马克思技术与制度关系理论的评价 拉坦的问题在于，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原因的某些相似性得出二者并不存在相互之间的任何决定性作用是不充分的。 在所有有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才是唯一动态地辨证地看待二者关系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是渐变和剧变的交替过程。渐变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阶段的特征，生产力的变化更呈现出动态性；剧变是二者不相适应时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束缚阶段的特征，生产关系的变化更呈现出动态性。 交互决定论 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问题上，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都是极端的理论。科学的认识，应该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看作是一个交互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其中，技术创新在从根本上要求制度创新的意义上，对制度创新起着基始性的决定作用；而制度创新在作为技术创新实现的前提条件的意义上，对技术创新起着先决性的决定作用。 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原因 农业的排他性产权较之狩猎的公有产权的优势，不仅在于它可以限制资源的开发速度和过度利用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带来了激励机制的变迁。因为，排他性产权能够加强对获取新知识的刺激。正是这种激励机制的变迁，导致了第一次经济革命。 二、为什么经济增长最早出现在荷兰和英国 （一）诺思的解释 （二）埃塞姆格鲁等的解释 （一）诺思的解释 诺思说：“17世纪正兴起的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出现不同增长率的原因可以从每个国家建立的产权的性质中找到。……在两个成功的国家里，所建立的产权激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发明与创新活动之中。” 为什么荷兰和英国能够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而法国和西班牙却不能？诺思认为，这与四个国家王权在扩大国家征税权方面是否受到制衡有关。 1．法国和西班牙为什么不增长 ２．荷兰和英国为什么会增长 英国经济成功地摆脱17世纪的危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几乎还没有迹象表明英国会走上促进经济增长之路，民族国家在英国的出现与法国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且代价高昂的过程。在14至15世纪之间，英国遭受了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之苦，以及随着贵族权力的缩小而产生的动乱、叛乱和司法弊端。 都铎王朝使英国的君主制度达到了顶峰。尽管亨利七世仍然希望自强，但他试图增加收入的方式却是我们很熟悉的方法——即转让特权。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管理，并没收了修道院的土地。都铎王朝依赖商人阶层和众议院的支持，众议院充分地代表商人阶层及有土地的中上阶层的利益。都铎王朝与任何大陆国王一样，在处理产权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态度。他们千方百计地追求收入，而不考虑经济效率。他们培植议会而不是压制议会，因为这样做对其有利。 斯图亚特王朝继承了都铎王朝的衣钵，把政府视为自己的排他性特权，而议会则认为王室应受习惯法的限制。由于卷入了国家之间代价日益高昂的竞争，斯图亚特王朝要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