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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对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思考 摘要:最近20年来，日本的中国史学者在比较国制史、地域社会史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这些研究描画出来的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地方社会秩序原理都呈现出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此外，从长期社会变动的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及内在发展动力，从连续的、继承的侧面考察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关系等研究取向也备受瞩目。最近数年来，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中仍在继续关注那些集中反映时代风貌和社会特色的各种事件和事项，却放弃给予某种历史发展阶段定位的企图，也回避作出有关近代性或限界性的评价，而是着重于去具体地理解“当时的人们为什么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是怎样的状况驱使人们沿着这一方向行动下去的？”等问题。 关键词:文明化；地域社会论；长期社会变动 笔者不敢就上述题目展开全面议论和概括。一是涉及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形态问题的相关研究源远流长、积累深厚，近年来的成果更是日新月异，非笔者所能驾驭；一是近20年来中外学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深入，中日两国学者在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已经形成相互熟识的“国际化”局面，端出“亚细亚社会论”、“时代区分论”、“发展阶段论”等早已沉寂多年的旧社会形态论再次翻炒只会落得古臭之嫌。在此背景下本稿的任务最好还是限定在对近10几年来二三新动向的介绍上。 今天日本的中国史学者和中国同行们一样，他们对以往的社会形态论争采取三缄其口的态度，但仍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某种时代区分论去从事研究，仍要关注研究对象的时代性格，并试图确定它们在整体历史链条中的位置。而通过建立某种社会制度模式乃至文明类型的方法来揭示历史上的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独自意义也一直是许多学者的最高追求。只不过，近10多年来日本学者对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思考已难见到先前那种硬套某种理论框框的作法，在有意识地回避以往那些争持的同时，很多研究还极力淡化自己的社会形态论的色彩。不经意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和进展，这些研究成果终究还是结晶出许多令人瞩目的社会形态论。 一、“文明化”的视角：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参照系 以近代西欧模型为基准去衡量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度”时，日本学者也同中国学者一样长期以来存在着巨大分歧和困惑。若是以“不存在官僚世袭制与身份制”、“民间经济关系的契约性”等等指标来看，中国早在秦汉帝国时代就已经很“近代”了。但是，从“权利与自由受到保障”、“排除经济外强制的市场交换原则的确立”等等指标上看，近现代中国仍然很“前近代”。就在原有的各种基准不甚有效而相对主义之风在亚洲历史研究中流行之时，日本的日本史专家水林彪仍然抱着对比较衡量方法的热情，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一个新标准——“文明化”[1]。 水林的研究方法属于比较史学中的比较国制史方法论。他在检讨了近代西欧社会的概念史的基础上，极为有意识地将从欧洲的历史中推导出来的“文明化”概念作为标准或曰参照系，来衡量中国社会、日本社会的发展阶段。但是，与以往运用近代西欧模型的比较法不同，水林此说并非是那种赤裸裸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欧洲中心主义，也非将欧洲产生的“文明化”概念当作特殊的欧洲事项进行历史考察，而是当作人类历史发展中普遍的基准来积极地采用。他认为，在秦汉以后至唐宋的中国，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市场社会已经形成，暴力从社会逐出而集中独占于国家。宋代以来，科举制普遍化，它集中地反映出这时的中国已不存在世袭的身份制，已经是独特的个人主义的脱身份制社会·国家。因此中国早期的历史已经“文明化”。水林不是中国史专家，上述议论来自宫崎市定、滋贺秀三等中国史研究大家的研究。宫崎很早以前曾提出“宋以后近世说”，认为大土地所有制是无身份隶属关系的纯经济关系[2]。水林认为，文明化的本质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但此经济基础不是生产力及生产关系，而是“市场经济”。在这一点上目前的“文明化”理论与世界史的基本法则论有明显的区别。与分工、分业的发展即市场经济的展开相对应，王权作为管理一定领域的新的经济圈的权力成长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也就是“文明化”的最大的指标。 水林“文明化”理论的特点是，“文明”、“进步”的本质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来的社会交通关系的广域化和复杂化”，而被称作“文明化”的多种多样的现象最后要结实在与上述社会（交通关系）的广域化和复杂化相对应的保持秩序的机制上。这样，水林的“文明化”理论在主张中国早期的“先进性”之时不仅直接形成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史学（东方专制论、五种社会形态说及历史发展阶段论）、韦伯理论（以合理精神为指标、将中国类型化、固定化）的批判，又与当时一哄而上指摘中国传统社会的后进性和停滞性的论者相对立。同时，水林的“文明化”理论还强调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