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宪法诉讼的理论、技术及其问题二.docVIP

日本宪法诉讼的理论、技术及其问题　　五、宪法判断的法理、原则与标准 　　宪法判断的法理涉及宪法判断的回避、合宪性推定的原则、立法事实论等问题。有关宪法判断回避的典型案例，很多日本宪法学著作大多列举惠庭事件判决(札幌地方法院昭和42年3月29日，下级法院刑事裁判例集9卷3号359页)。位于北海道千岁郡惠庭町岛松演习场附近的牧民，以受爆破声音影响使乳牛流产、乳量减少为由，请求自卫队予以补偿。因无补偿规定未能如愿，但自卫队答应当于牧场境界线附近射击时事先通知对方，双方达成君子协定。昭和37年12月11日，在事前没有任何联络的情况下，两门加农炮开始射击。本案被告野崎兄弟到现场抗议，但射击不停，于是便切断了几处用于联络的电话线。野崎兄弟因此以违反自卫队法第121条被起诉。被告方强调上述第121条乃至自卫队法全部以及依同法被承认的自卫队本身均违反宪法第9条及和平主义的理念，主张上述第121条违宪无效，被告人无罪。法院将此案作为宪法案件审理，但是判决没有触及宪法第9条的解释问题，仅以对自卫队法第121条的解释，宣告被告人不符合构成要件，因而无罪。本案判决主旨如下：(1)判决首先强调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强调刑罚法规必须使用明确的表达来规定。自卫队法第121条“其他供防卫用的物品”这一表述是抽象的、多义的，认为在解释过程中“严格解释的要求非常突出，类推解释所容许的限度更有很多严格的制约原理支配”。(2)照上述原则对第121条进行解释，“其他供防卫用的物品”当指在“武器、弹药、航空器”这些“列举物品之中，法定的、近乎与此能够同列评价程度的、紧密而且被认为有高度类似性的物品”。(3)对照以上特性，关于通信线与列举的物品有无类似性，“有理由保有实质性的疑问”，故而不应当将通信线解释为“其他供防卫用的物品”。(4)关于宪法判断回避的问题，本案判决认为在具体争讼中行使违宪审查权有一定的限度。只有当该事件裁判结论的判断直接且绝对必要时，才应该对立法及其他国家行为是否合宪进行审查。既然已经得出上述结论，“关于辩护人等指出的宪法问题，不仅已没有必要进行，而且也不应该进行任何的判断。”围绕着自卫队的合宪、违宪问题，本案检方与辩方进行了三年多激烈的争论，但是判决结果却出人意料。法院之所以作出回避宪法判断的法律解释，无外乎自卫队问题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法院把“事件性”作为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前提条件，认为审查整个自卫队法是否违宪是对抽象行为的审查，有悖于附随型违宪审查的基本原则。同时又以通信线不属于“供防卫用的物品”为由，偷梁换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通过法律解释回避宪法判断，本来是司法部门高度的裁量行为，但是鉴于事件的重大性、违宪状态的程度、影响的范围、侵犯权利的性质、判决后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综合考虑之后若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就应该毅然决然地进行宪法判断。相反，为了回避对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宪法判断，不惜绞尽脑汁逃避现实，则已不再是“法律解释”，而近似于“篡改法律”了。在这一点上，同法院对长沼事件的判决(札幌地方法院昭和48年9月7日第一部判决)提供了另一条思路：虽然有充分理由回避宪法判断，但考虑到违宪行为的重大性、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国民权利受到侵害的危险性，以及使纷争根本解决的必要性，法院便具有履行宪法判断的义务。 　　合宪性推定的原则以权力分立原则为基础，是广义的“司法的自我限制”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原则认为司法部门应该充分尊重立法部门的判断，只要立法部门不存在“明显的”错误，司法部门就不应该轻率地判定法律违宪。不过，将这一原则应用于限制精神自由权等人权领域的立法则是不适当的。(17) 合宪性推定的原则通常与立法事实的司法审查相关。所谓“立法实事”(legislative facts)是指佐证立法合理性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事实。对法律法规进行宪法判断不仅要考虑立法目的合理性的事实基础，也要考虑实现这一目的所采用手段合理性的事实基础，因而必须全面衡量作为立法前提的诸种根据和立法结果的利弊得失。这些包括：(1)立法目的的性质、重要性以及实现的可能性;(2)采用的规制手段对宪法上保护的权利、自由的制约程度以及实现的可能性;(3)为实现同样目的是否存在对公民的权利更少限制的其他可代替方法等诸种要素。(18) 　　违宪判断的原则与标准通常包括明确性原则(void for vagueness)、合理性标准(rationality test)、严格合理性标准(strict rationality test)、严格审查标准(strict scrutiny test)、双重基准论(double standard)、LRA标准(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 doctrine)、明显且现存危险的标准(clear and present da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