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律制度及其完善与发展二.docVIP

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律制度及其完善与发展　　其次，基本形成了从中央立法到地方、从宪法到法律到法规再到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对于这一点可以分别从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其一，从宪法到法律的维度。在宪法学领域内，提到宪法权利的保障问题，最直接相关的就是宪法权利的保障模式问题。从目前各国的实践来看，存在直接保障模式和间接保障模式的区分。[17]所谓宪法权利的直接保障模式，简言之就是以宪法本身具有的机制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即宪法层面的保障。这种机制实现的基础，在于赋予宪法权利规范以直接的法律适用效力。所谓间接保护模式，是指宪法权利的保障职责由位于宪法之下的各部门法来完成，这是一种部门法层面的保障方式。目前世界上采用间接保障模式的国家并不多见，其中以我国最为典型。依照我国的实践，在“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关系中，主要依靠行政法律(即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来调整;在“公民权利——公民权利”关系中，主要依靠民事法律(即民法和民事诉讼法)来调整;不论是在“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关系中还是“公民权利——公民权利”关系中，只要某违法行为后果的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则以刑事法律(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最后的控制。可见，影响间接保障模式现实效果的关键，在于宪法权利向法律权利的充分转化。所谓充分，一方面是指一国的法律权利能够完全覆盖宪法权利所涉及的范围，另一方面是指这些法律权利的内涵能够充分还原宪法权利条款的原意。因此，对于采用间接保障模式的国家而言，倘若某一宪法权利能够得到法律的充分确认、细化和还原，那么该权利的现实保障效果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反观我国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既得到了宪法层面的基础性支持，又得到了法律层面的制度性支撑，虽然上有许多细节仍有待改进，但至少从结构上而言已经初具雏形了。其二，从中央立法到地方立法的维度。就普遍性的角度而言，我国法律对某项权利的保护一般是由宪法作原则性、指向性的规定，进而由法律作进一步的细化和补充，最后由地方性立法进行操作性的完善或变通性规定。可以说，在权利保护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立法在主旨上内在统一，在分工上互有侧重，在效力层级上高低有别，在重要性上均不可或缺，而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实践则正好契合了这样一种应然的状态。就特殊性的角度而言，我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各地、各民族的客观情况差异较大，除了普遍的原则性要求之外，我们不能强求在中央立法的层面能够针对全国各地的情况一一作出详细的规制，因此，地方性立法在中央立法意旨、原则的指导下结合本地方实践作出切合客观现实的规定，是确保各地灵活、有效、充分地保护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重要条件。此外，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呈现聚居和散杂居两种状态，这也需要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条龙式”的立法实现个体差异的细节性均衡。 　　最后，现行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律制度收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18]第一，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管理的和指导，健全民族教育体系。1981年，教育部恢复了民族教育司，随后民族教育迅速恢复并获得了长足发展。截止2002年，全国已有民族学院(大学)12所，全国各级普通学校少数民族学生达1991万，专任教师98万，其中普通高校中的少数民族学生达54.1万人，占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总数的5.99%。第二，通过设立教育资金，播出教育专款扶持少数民族的教育。由于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水平十分落后，普遍面临校舍、师资、资金等多方面的困难。自1985年起，国家每年拨出1亿元作为普及小学教育基建专款，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困难。从1990年起，国家每年拿出2000万元设立少数民族教育补助经费，用于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相关法律中关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规定在现实中得到了良好的遵守和践行，也使得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得到了切实贯彻和落实。第三，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例如，在招生录取上对少数民族学生既实行择优录取又实行适当比例的照顾。目前我国高校的招生采取了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降分录取或同等分数优先录取的方法。此外，一些省市还采取了“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解决边沿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受教育问题。[19]第四，创办各种类型的民族学校和民族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既在少数民族人口集中的地区恢复设立了一批民族中小学，还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散居少数民族的牧区和扇区发展了寄宿制、半寄宿制的民族中小学。目前，寄宿制的民族中小学已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牧区和山区的主要办学形式。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还采取了异地办学的形式帮助西藏地区的教育发展。另外，在高等教育的层面，除了兴办民族大学[20]之外，还在内地高校开设民族班各民族预科班，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现行保护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