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律制度及其完善与发展三.docVIP

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法律制度及其完善与发展　　其次，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问题。前文已经涉及，这类立法主要是各省市制定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如《黑龙江省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或对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具体实施的规定(如《四川省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实施办法》)。与民族自治地方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制度相比，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至少在如下方面处于劣势。第一，由于不像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那样拥有全国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样一种基本法律，使得散杂居少数民族的权益保障问题一直呈现位阶低、散而杂的特点。这对于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虽然基层立法比较充分，但只是量有余而质不足，难以真正实现对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良好保护。第二，从内容上看，现行的散杂居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保护制度基本脱胎于国务院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这只是一部笼统地对全国各城市的民族工作予以规定的行政法规，且不说效力等级偏低，更重要的在于它并不是一部专门规定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因此，将该条例进行细化规定的过程中对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问题的涉及的深度和细度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三，由于缺乏统一的全国性立法为指导，使得各地对于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制度千差万别，虽然这是由于各地的客观实际造成的，但是却在事实上造成了同样的散杂居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在各地所得到的保护广度和程度均不平等的状态，这无疑不利于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实现均衡发展之最终目标的实现。 　　(四)造成当前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制度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般说来，受教育权的保护涉及主体有三，即国家(包括立法机关、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监护人，而对于造成当前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制度不足的原因分析，至少也应当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此外，笔者还将从其他因素的角度作一简要分析。 　　1、国家法制作为的不足 　　首先，立法上的欠缺。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清楚地发现，目前立法的不完善是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保护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所在。不论是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不论是原则纲领性立法还是实际操作性立法，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进入任意的地方。这主要是由如下原因导致的。第一，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进行法律保护的理念偏差。我国对于民族工作的规制长期以来是按照政策手段为主、法律手段为辅的思路展开的，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契合了对民族工作灵活性的要求，但也在另一方面造成了民族政策饱受变化过于频繁且权威性不足的困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现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出台之后，这一现象得到了逐步扭转。国家也逐渐认识到民族工作法制化是在新时期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流、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根本手段，于是一批各个层级的民族立法纷纷出台，从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工作法制化进程的实现。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关的法律规定仍然较为抽象，许多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举措仍是以相关的政策、文件为依托的。可见，民族工作法制化的进程依然“路漫漫其修远”。第二，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研究不足，直接导致立法实践的滞后。纵观坊间的既有研究成果，虽然有部分关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论文，但数量仍然十分有限，质量仍然有待提高。而关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专题式的著作，似乎也当推本书为开创先河之作。理论研究的滞后必然为实践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第三，我国关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既有立法十分单薄，完善工作量大任重，非在一时间得以很好地解决。因为前期“欠债”过多，必然会加大完善性工作的规模和难度。第四，我国的立法技术上有待提高。我国立法技术粗糙，与法治发展水平、立法体制、立法人员水平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除了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之外，在其他各门各类立法中几乎都有明显的印记。立法技术的提高显然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积累和转变过程。 　　其次，司法上的欠缺。这主要体现为在侵犯受教育权的案件中司法介入严重不足。第一，《教育法》所规定的对侵害受教育权的行为进行的司法救济主要与民事责任相对应，而且更多地被限定在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范围内，因此实际的保护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对于受教育者影响更为巨大的教育行政机关、高等学校受侵害教育权的案件的司法救济还需要行政诉讼的介入。虽然目前尚未出现具有重大影响的侵害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行政诉讼，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等一些列关于受教育权行政诉讼救济的案例无疑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实践之路。可以预计，缺少行政诉讼的加入，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的目标将难以实现。第二，即使是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受教育权案件也由于相关司法制度的缺位而面临“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境地。可见，相关司法制度的迅速完善是确保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免受侵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