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史论文】《_农民文化小说_：乡村的自审与张望》.docVIP

乡村内部的审视与张望 ——论“农民文化小说”的创作轨迹及意义 贺仲明 内容提要：对于中国的“乡村小说”，人们多关注鲁迅和沈从文的创作传统，或虽指出赵树理的特别处，但却没有探悉出他创作的根本性特点，更没有把这一特点作为乡村小说的一个有延承的传统。其实，从赵树理到高晓声的部分创作再到刘震云的创作，具有着鲜明而内在的共性，他们站在农民的立场，代表农民文化进行着“农民文化小说”的创作。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这一传统的创作不是太发达，并存在着自己的缺失，但它却有着不可忽略的文学史意义.。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以乡村和乡村生活为题材的乡村小说是一种具有贯穿性的重要形式。在这些篇帙浩繁的乡村画卷中，作家们表现出了各具形态的创作立场和创作风格。这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异像”色彩的，是作者们站在乡村自我的立场、从乡村内部来审察和书写乡村的作品。这一立场和视角，迥别于中国乡村小说的主流方向。可以说，作者们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中国农民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和任务，因此，我们把这一创作称为“农民文化小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时代、文化等种种原因的影响，“农民文化小说”的创作不是太发达，甚至它本身还带有相当的杂糅性，但它如一股不歇的暗流，始终是默默而坚韧地在流淌，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创作传统和发展道路。我们以为，赵树理、高晓声、刘震云是“农民文化小说”创作各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农民文化小说”的发展特点与创作轨迹。 一 赵树理是“农民文化小说”的最早开创者。在他之前的中国新文学，虽然早已由鲁迅开辟了乡土题材的小说创作，二十年代“乡土作家群”和三十年代的叶紫、茅盾、沈从文等人对之进行了继承与拓展，然而，这些乡村小说在创作精神上有一个显著而共同的基点，那就是作家们都是以乡村审视者的立场、站在农民文化之外来看待和描述乡村的。 对于鲁迅和他的“乡土作家群”继承者来说，乡村小说，主要是他们进行文明批判的武器和工具。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代言人，立足于现代文明的启蒙立场俯察与审视乡村，揭示与批判农民身上所代表的民族性格中的“国民性”。乡村和乡村人生活，主要是他们进行“文化批判”的一个场景。三十年代叶紫和茅盾们的乡土小说创作在文学工具性的实质上与鲁迅们完全一样，不过他们所遵循的是阶级斗争的原则，他们的创作是为了政治启蒙的需要，所以，他们侧重表现的是农民们的阶级性和由压迫至反抗的行动过程。 应该说，先进的文化思想和高屋建瓴的审视视角，使上述文化和政治的启蒙者们的乡村小说确实具有独特的价值。他们敏锐地察见了当时中国社会中乡村和农民的真实而本质的生存状貌，表现了农民们所遭受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并冷峻而深刻地解剖了农民们的文化缺陷，从而以强烈的现代性精神光照了沉闷而黑暗的中国乡村社会。但是，这种外在于乡村社会的审视态度，在乡村小说写作上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它的思想的先导性和工具性，使作家们不可能真正进入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深处去体味乡村，也影响了他们完全真实客观地去表现乡村（当然这之中不排除有个别作家超出了先验的文化囿限而创作出了个别优秀的乡村作品）。因此，他们的乡村小说创作，从总体而言，存在着对农民外在需求关注较多而对其内在要求有所忽略的特点，所表现的乡村生活也存在着不够全面和真实的缺陷，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独特文化精神（它们并不仅仅只是“国民性”的代表）也没有真正揭示出来，并在创作风格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共性太强而个性不突出的弱点。即使是这之中的代表作品《阿Q正传》，所写的也只是处于乡村社会边缘的游民，不是真正的基本的农民，反映的也只是农民生活的极窄的一面，没有乡村生活的切实与全貌。作品塑造的阿Q形象，主要只是一个具象征性的人物形象，他的意义存在于他所代表的民族性而非农民形象的生动性。所以，在《阿Q正传》问世以后，人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一部农民的生活史，而是普遍去挖掘它的于中国国民或人类社会的象征意味。 三十年代的另一位有成就的乡村小说作家、也是乡村小说另一传统的大家沈从文，其创作立场也是在乡村之外的。他创作乡村小说的目的主要是为建构他的“人性的小庙”。他的乡村，很大程度上是他用以对应和抗击“城市里人”文化的心理依恃和武器（其中也不排除有对于城市猎奇心理的迎应）。所以，虽然他为人们描绘了湘西乡村的自然田园风光，表现了厌弃城市与回归乡村的强烈心理愿望，但他笔下的湘西更多只是他梦中的湘西，是文化和人性视野中的湘西而不是现实的湘西。他没有表现出湘西普通农民大众生活中的平淡和残酷，而是把它涂上了一层浪漫的痕迹，这种“湘西”与湘西民众的现实生活是有着大的距离的。他抒写了乡村的美丽和诗意，描画了乡村的梦幻与神秘，但没有塑写出真正的普通农民形象，反映出基层的真正的农民生活，在语言上也表现出与普通湘西民众的深深隔膜。他的文学成功，不是对农民生活表现的成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