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史论文】《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docVIP

从“淮海路”到“梅家桥” ——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 王晓明 内容提要： 在《长恨歌》以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她似乎有意要和那些渲染风花雪月、美人迟暮的老上海故事拉开距离，创造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上海故事。本文首先描述和分析王安忆的这个转变，接着提出如下问题：是谁编撰出了那个流行的老上海故事?王安忆为什么要和它拉开距离?如果将她的这个转变放到最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变迁的大背景下来看， 它有什么意义?在她这个转变当中，是否也有某种潜在的危险?文章依次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或详或简的回答。 一个素来小心翼翼的人，忽然变得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一个作家写着写着，忽然换了笔法，弄得他的作品的这一部分，和前面的部分明显不同。你遇见这种事情，一定会停下脚步、多瞧他几眼，或者合上书页，凝神思忖：“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吧?读完王安忆写于2000年初春的长篇小说《富萍》1，我正是起了这样的感觉。 《富萍》的篇幅不长，十七万字，讲述一个农家姑娘到上海谋生的故事。这姑娘就叫“富萍”，来自“扬州乡下”，勤快，结实，却并不笨：在王安忆的小说世界里，这样的人物已经有不少，富萍并不是新面孔。她到上海的第一站，是投靠给人做保姆的‘奶奶”，“奶奶”的东家住在淮海路，她就由此进入这“上流”地段的弄堂，见识了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也是王安忆小说中常见的情景，她笔下有多少人物，一直就穿行在这样的弄堂里。富萍接着找到了她在苏州河上当船工的舅舅，于是搬去那河边的船民区，很快熟悉了那些依旧保持着不少乡村生活习惯的居民：王安忆曾经在淮北“插队落户”过三年，青年时代的记忆太深刻丁，她虽然回到了上海，二十年来，还是不断往小说里引人淮北的农民，或者是类似这农民的人物，富萍在舅舅家看到的场景，王安忆的读者早巳经见过多次丁。 不但场景是熟悉的，作家的态度也是熟悉的。毕竟出身于上海西区的弄堂，王安忆对这弄堂里的生活，总是有几分亲近。但她又有一份近乎天生的敏锐和细致，这两样结合起来，就造成她一种特别的态度：总是怀着善意去刻画人物，却又不断在这里那里揭出他的一点毛病；即便是动情地歌咏弄堂深处的荫凉和静谧，她也要捎上一笔，指出后窗上有油垢，阴沟边还有烂菜皮。在她迄今为止所有描写上海弄堂生活的小说中，你几乎都能看到这种混合着欣赏和挑剔的笔致。惟其欣赏，她每每能写出别人不容易体会的诗意，又惟其挑剔，繁密的叙说就不至于越走越浅，总能保持一定的深度。我觉得，往往正是这些混合型的描写，构成了她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这在《富萍》中同样很明显。小说一开篇就介绍“奶奶”，非常详细地叙说她如何挑拣东家：太清闲的人家不做，东家夫妻之间太肉麻的也不做，“奶奶”的勤勉和自尊，就在这叙述中凸现出来。可是，你读完这一节，会不会又觉得这勤勉和自尊里面，也含着一点狭隘和凄苦呢?“她虽然也不是那么不势利，但她很自尊，见不得太傲势的人”，这就是王安忆了，她总要两句话一起说。再来看对富萍的描写：这么年轻的姑娘，作家又欣赏她，就当然会尽力将她写得好看一点，可是，只有当熄了灯、房间里一片漆黑的时候，作家才放纵自己的心意： “她的脸变得生动，浮着一层薄光。她侧身躺着，勾着头，头发顺在耳后，露出腮，看上去很纯净……”一旦富萍走在阳光下，笔触就立刻不同了，虽也要强调她的“妩媚”，却同时会写到她的“单眼皮的小眼”，甚至直截了当：“有些呆滞”。甚至写到富萍舅舅那些船工的孩子，着力显现他们的质朴和厚道时，作家也不忘记用一个更不幸的孩子的眼光，照出他们的不自觉的傲慢：“他们穿着劳防用品的大头鞋”，鄙视穿布鞋的小同学，因为他们的前途“是有保障的”，就是书读得不好，也可以像父母那样当船工，成为国家体制中的一员。这就不只是一般的敏锐，更有几分洞穿人心的犀利了，作家对自己情感的克制，或者说这情感本身的复杂，又一次显露出来。 但是，从小说第十七节开始，一种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出现了。富萍并没有在舅舅家止步，她又走进了一处新的地方：梅家桥。这是一片建在垃圾场上的更破旧的棚屋，居民的生计也很卑琐，过去是拾荒，现在则磨刀、贩小食、折锡箔，当然还有人继续拾垃圾。即如富萍在这里结识的一户人家，孤儿寡母，儿子一条腿还残废，住一间潮湿的披屋，靠糊纸盒为生。在王安忆的小说世界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地方。令人意外的是，富萍在这里“心境很安谧”，“她很快就学会了糊纸盒子”，也很快成了这家庭的新成员。这一片来自扬州乡下的萍叶，在上海西区和苏州河边几经盘旋，终于在梅家桥的一间小披屋里扎下了根。富萍到上海之前，本来是被安排着与人成婚，挑起一大家人的生计，终老田间的。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