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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金会发展趋动力 关键词：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趋动力；问题 作为公益性的非营利组织，大学教育基金会不仅是高等教育经费改革的产物，也是大众慈善精神的有效对接方。 在慈善事业、基金会整体发展迅猛的情势下，教育因其与慈善事业天然的关联使我们尤其关注大学教育基金会。 一、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的趋动力 大学基金会是指由大学依法成立的，通过基金的保值增值来服务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设施建设为目的的独立的非营利法人组织，它是非公募基金会，属于民间公益组织。当前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势头迅猛，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趋动力： 1.教育的发展与国家投入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趋势下，各地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往单一财政拨款机制无法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资金需求。据统计，200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40 507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59％，虽然比上年的3.33％增加了0.26个百分点[4]，但据估算中国高等教育国家计划性拨款目前仅能维持日常开销，中国教育投入占gdp 的水平却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4．42%。早在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提出了“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机制”，为教育基金的管理与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中国大学的教育经费来源逐步形成了以国家财政为主，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为辅的体制。所谓多渠道，既包括政府拨款、受教育者的学费、高校自身的创收以及社会教育捐赠。其中，教育捐赠作为一种重要的经费来源渠道，已经越来越为高校重视。基金会是学校向社会筹措办学资金的合法渠道，学校管理、使用基金和进行资本运作的合法组织，作为接受社会捐赠的对接口，大学教育基金会是高等院校面向社会筹资的必然选择，它在大学未来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社会教育捐赠高涨。大学教育基金会不仅是高校经费来源机制改革的产物，也是慈善精神的释放之处。不少机构、组织和个人纷纷把慈善捐赠的目光投入教育事业，如香港邵逸夫教育基金、曾宪梓教育基金、宝钢教育基金会、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等等。这些知名的基金会通过各种方式向高等教育、各大学投入资金，给高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5]。此外，也有数据显示大学教育基金会收到的社会捐赠总额不断上升。2005年，中央部门直属高校基金会获得捐赠额过亿的学校仅有3所，2006年达到4所，2007年后达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基金会捐赠总计从5亿多元增加至2008年的16亿多元，平均捐赠收入比例增长率为46%。前文所述社会对澳门大学的慷慨捐献行动，使澳大在短时间内成功筹得巨额捐款，也反映了社会各界对教育事业的热衷支持。 3.国外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示范作用。教育经费的短缺是中外大学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通过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运作，能为大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不息的动力。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在2011大学校长年会上曾说过：“我们现在最大的出资方是来自联邦政府，第二就是慈善社团，第三个是学费，第四是州政府的支持。”说明在欧美，除政府资助外，来自社会尤其是慈善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已成为大学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在国外，大学基金会也是评估大学声誉和质量的重要指标。大学与基金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大学办得越好，社会认同度就会越高，捐赠率自然上升。反过来，大学也因为有了基金的财力支持，办学水平也不断提高。一般美国名校的校友捐赠率都在30%～40%，有些学校甚至高达60%。如著名的哈佛大学现拥有全球最大的捐赠基金资产，其捐赠基金总值已经达292 亿美元。 二、大学基金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捐赠文化和环境的不成熟，制约着高校的资金筹措工作。中国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公益募捐不过短短二十年，公民的慈善捐赠意识还未普及，虽然国内富裕阶层的人数在扩大，少数人拥有财富的金额令人咋舌，但是包括高校基金会在内的绝大部分公益机构的捐赠收入却主要源于境外，这不免让人感叹国人的捐赠意识还有待提高；另外，不成熟的捐赠文化和环境往往也让人却步，以2011年5月清华大学的“真维斯楼”事件为例，冠名捐赠是国内外通行的一种捐赠方式，却被大量地质疑为“商业气息过于浓厚”、“卖身”，各种负面评论铺天盖地，反映出国内的捐赠文化还不成熟。此外，在针对公益捐赠的政策方面，虽然目前中国对公益捐赠有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缺少可操作性，这也是制约捐赠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大学教育基金会中专业人才的匮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从业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基金会工作专业性很强，对从业人员素质和能力有较高要求。然而，目前中国在高校从事基金会工作的人员大多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大学的行政人员转行的情况居多。现行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