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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思想和错位的时代：胡适与自由主义 2012年第21期 被四面夹击的胡适 □李伟 胡适之死 胡适的墓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郊南港，在“中央研究院”对面的一座小山上。这个地方叫做“胡适公园”。胡适和妻子江冬秀、长子胡祖望就葬在这里，他可以日夜眺望着生前工作的地方。 墓的上方是蒋介石的题字“智德兼隆”。墓志铭是他的学生、历史学家毛子水所写：“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1962年2月24日，是胡适生命的最后一天。到今年，他已逝世50周年。胡适故去时72岁，算不上高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鞠躬尽瘁。从传统士大夫的角度，无疑是个完美的终结。 那天台湾“中研院”举行选举，7名新院士当选。院士们发言后，胡适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四”以来，科学精神为何还未生根？大家议论过后，胡适说了自己的想法：“几十年的政治变动，八年抗战，十年内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随后，他又把话题引到了另一个方向：言论自由。他称台湾的言论比以前的自由了，已经有200多种杂志了，在“检察院”也有“一帮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 胡适这番话有些言不由衷，其实他想讲的是民主。“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思潮的主题，这两面旗帜胡适已经举了四五十年，从未放下。他讲完了“科学”未能生根，自然会说到“民主”怎样落地，但此时话到嘴边，胡适也不得不留了半句。 当时在场的研究员张朋园后来写道：“那时候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还不容许在公开的场合批评时政，民主话题还是禁忌，不得不以言论自由敷衍一下。”但这样的迂回，欲言又止，实在不是滋味。胡适有点激动，也许身体已经感到不适，就打住了话头说：“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谢谢大家。” 此时正是下午18点半，有人上前与胡适话别。忽然胡适面色苍白，摇晃了一下，仰身向后倒下，旁边的钱思亮伸手扶他，但已经来不及了。胡适的头碰到了桌沿上，身体倒在了地面，从此再没有醒过来。这是胡适第四次心脏病发作，抗战期间他在美国做大使，听到丢了汉口之后，心脏病第一次发作；第二次发作是在听到广州沦陷，中国彻底失去了出海口这一消息之后；第三次发作在他去世之前一年多，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无法工作。 胡适死后，周恩来说：“胡适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换做李敖的表述则是：“40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间，没有迷茫，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尽管李敖所写的《播种者胡适》引起了一场关于胡适评价的论战，但是胡适思想的统一与坚定却是没有人反对的。 胡适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得到他所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说话的自由、政治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但是他一生都在追求这样的自由。正因为这种几十年来的持之以恒，胡适的名字才成为一个文化象征，代表着科学、民主、思想自由、言论独立、怀疑精神与实事求是、为真理而真理、社会改良与文化改造、健全的个人主义等等价值。 胡适的“非典型性” 胡适的一生都包夹在论战、攻击与争议之中。除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几乎和所处的每一个时代和阶段都发生了全方位的摩擦。他不断抗议也不断妥协。事实上，胡适的脾气很好，不然也就不会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说。他性格中几乎找不到反叛的因素，而这种影响则来自他的母亲。胡适的母亲几乎就是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典范，总是用自己的隐忍和耐心化解大家族中所有的矛盾。 1928年10月，英国著名翻译家韦利（Arthur Waley）在《北京导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胡适是当世六大天才之一。 他说：“首先，他绝顶聪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同时，他天生异类，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欧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几分钟的交谈，就会心服口服。说他的聪明绝不只是教育和后天的产物，而只能说是天生的禀赋。” 韦利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胡适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压根儿就不具代表性”。换句话说，胡适和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分野，尤其是在“思考模式”上。他既有别于鲁迅、钱玄同等留日派，也不同于和他有相似经历的蒋廷黻、丁文江、梅光迪等英美同学。当然，他与后者的共识更多。韦利也对此感到困惑，所以他认为胡适是个天赋异禀的奇葩。所以，不应该把胡适当做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来研究。 在这种观察下，胡适与时代的紧张关系有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因为他几乎就是不属于当下中国的人。但胡适又并非是一个孤独的象牙塔，正是因为他的特质，他的稀缺性，才使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破壁者，并在不断争议中成为一个时代的前瞻者与风向标。而他的格格不入，又使他不断陷入被夹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