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二）.docVIP

【标题注释】本文为“行政院国科会专题计划”“‘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晚清士人的阅读世界（）”（计划编号：NSC92-2411-H-001-073）之部分成果，谨致谢忱。本文引用的《时务报》版本是《强学报·时务报》（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全5册），以下引用时，除注明文章作者与篇名外，因各文单独起页，故另只注明影印本总册数（如影本2，即为影印本第2册）与总页码。本文引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全4册）时，除注明发函者外，缩写为《书札》，并注明总册数与总页码。 【内容提要】作为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多元繁复。每位读者在读报的时分，都会因个人关怀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承载／提供的讯息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形构了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响应的策略与行动自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环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 【摘 要 题】近代报刊与中国社会 【关 键 词】时务报/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晚清/阅读史 【正 文】 　　　　三 作为中国士人群体可以共享同润的“公共空间”，《时务报》的读者对它的发展，有各式各样的意见，报方也很重视读者的意见，有各式各样的反应与调整。（注：《时务报》出刊未几，即得各方读者来函提出各种意见，故于第6册即特刊《奉覆来函》一篇，解释曰：“所教各节，半已照改；惟尚有数条未能相从者，/hlxlw/谨举其何以不能之理，附于篇末，以酬诸君子之盛意”。本文不详引证。参见《时务报》第6册，光绪廿二年八月廿一日，影本1，第405-407页。） 《时务报》是否刊登清廷中央“谕旨”这件事，便是一例。本来，《时务报》第23册登有启事，谓“沪上各报早已将上谕录诸篇首”，“无烦重复”，故不登之。（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23册，影本2，第1590页。）各方读者反应欠佳，不赞同的人居多。如邹代钧谓“缘寒素不能遍阅各种报，仅购《时务报》阅之，而无上谕，甚视为缺典……为销路起见，仍以录入为妥”。（注：《邹代钧函（五十六）》，《书札》(3)，第2731页。）屠寄说“中国士贫而俭，往往不能兼阅各报”，故读者要屠寄转告此事，他便建议不妨字格外缩小以省篇幅。（注：《屠寄函（六）》，《书札》(3)，第2188页。）王舟瑶也谓“各处购尊报者，不必皆购他报”，似宜补录。（注：《王舟瑶函（二）》，《书札》(1)，第56页。）《时务报》第35册便登启事谓，不登上谕，“诸君皆不谓然”，故自本期起恢复。（注：《本馆告白》，《时务报》第35册，影本3，第2410页。） 《时务报》的读者对它的品质，也有精益求精的要求。如错字太多，便让读者不满。钱恂说“报中误字多，当先校一过为妥。此间人多赞《时务报》，愿益加意焉”，（注：《钱恂函（三）》，《书札》(3)，第2996页。）吴品珩则谓《时务报》所登的上谕有误字。（注：《吴品珩函（一）》，《书札》(1)，第341页。）读者也屡屡指责《时务报》装订的误失，比如钱恂批评第10册“脱叶太多”，“署中分送廿本，而缺页者五本”，（注：《钱恂函（四）》，《书札》(3)，第2998页。）错失竟高达五分之一。顾印愚则指称第15册《重译富国策》“第二叶重见”。（注：《顾印愚函（五）》，《书札》(4)，第3284页。）一位署名“留心时事人”的读者，更来函对《时务报》选用的纸张提出意见，说《时务报》自第40册起选用“栗色机器纸”，殊为不当，因为“此纸质/hlxlw/20101004358.html极粗劣，一经潮湿，即易腐朽”，且谓《时务报》寄到各处之报“往往受潮，竟有全本霉烂不可翻阅者”，他所收到的便是“全本尽潮，书面纸又落色”的本子，“系一大憾事”。（注：《留心时事人函》，《书札》(4)，第3690-3691页。）《时务报》到达读者手上的时间在某些地区过于迟滞，也让读者抱怨不已。如重庆方面，《时务报》第27册出刊后逾三个月，读者尚未得阅新报。（注：《江瀚函（三）》，《书札》(1)，第262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八：江瀚函系年考。）同样在重庆的读者潘清荫也说，《时务报》第29册出版后将近四个月，读者才收到；第36册在出版三个月左右，仍未可让那里的读者寓目。（注：《潘清荫函（二）、（四）》，《书札》(3)，第2899、2903页；此二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九：潘清荫函系年考。）身在北京的毛慈望则抱怨说，自己看到的《时务报》竟是三个月以前出版的，（注：《毛慈望函》，《书札》(1)，第27-28页；本函系年考证参见本文附录十：毛慈望函系年考。）经他这番“抗议”，《时务报》方面大概也即有所调整，让他约略在两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