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的家乡为点看近30年来中国农村宗族观念的变化.docVIP

近三十年中国农村宗族制度与观念的变化 —以我的家乡为例 我的家乡位于鲁西北平原，这里是美丽富饶的华北平原的一隅，是齐鲁文化共同浸淫的土地；这里是古齐文化与鲁文化融合并蓄的地方，它兼有齐文化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开拓创新，又有鲁文化明礼仪、知进退的宗法遵守。我深植于这片土地，耳濡目染这里的深情厚土。在我从小至今的见闻中，对于我的家乡发生的有关宗族的事情，记忆尤为深刻，探寻的也很多。自学习中国社会史以来，脑子里便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现在就把自己的一点拙见放在这里，希望与老师探讨。 宗族产生于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组织和社会团体，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一直生生不息。宗族制，缘于礼，重血缘，建立在固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上，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究其原委，在于封建社会对儒家伦理观念的强调、贯彻，在于国家对宗族父权的支持，以及在法律上承认宗族组织的合法性等有关。在我看来，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五千年来中国人没有自己严格的宗教信仰。首先，虽然中国人有那么或多或少的一点佛教习俗，但是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度远远不像基督教在西方社会那样的渗入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被人们普遍接受和信仰；其次，道教在中国好像只存在于神话以及丹药神符上，所以更是势微；再次，被我们广泛接受的儒教，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信仰，而非宗教。原始社会以来，中国人唯一的崇拜就是祖先崇拜，大到王族世家，小到小门独户无不如此，这也是宗法制的真正凝聚力所在。当然，建国以来，宗族制度及其影响已经日渐势微了，尤其是在经历了近一百年的民主主义革命，以及那个激情的红色年代之后。我现在主要讲述的也只是近三十年的一点变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如春风般吹过中国的大地，而中国的农村正经历着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农村的面貌风气也在深刻的变化。宗族制度以及宗族观念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首先，表现在村官的产生上。以前村长以及村委书记都是由大家大户中有威望的人直接出任的，而且在村委会中保持着一种权力与利益的平衡。即大家大户在村的权力机构中占有的位置是相对平衡的，也就是说最高权力一般逃不出这几大户人家，但又不会集中到某一个大家。这有点像美国的民主共和之争。以我们村为例，我们村有周、台、范三大姓氏家族以及一些零散的小户人家。周姓一支是二百多年前从稍微远一些的地方迁来的，如果再往前追溯，大概是明王朝“靖难之役”后从山西迁过来的。所以在我们村，周姓人家是最多的。这个现象的直接结果是从六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初的两任村委书记都是周姓。所谓的平衡在这里体现在村长以及村主任分别来自台以及范姓。九十年代后村委书记经历了短暂的范姓换成了台姓，但是也并非选举产生。一直到二零零九年在村民选举后，经过镇政府确认，终于产生了第一届所谓的民意村委。这种变化说明了宗族在农村政治生活中已经不能发挥它以前那么大的作用了，村官的产生主要看其个人能力与威望，而不是他背后家族的人多势众。 其次，在农村产生纠纷之后的处理上也体现了宗族制的变化。所谓“中国为宗法社会氏族组织，实历三四千年而未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中国封建社会是家法与国法并存的“二元法律结构”。“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耆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官矣”。总体来看，历代封建国家都或明或暗地承认宗族法规的地位，这种承认有如下几种方式： 一是已经为宗族家法惩处者， 国家一般不再惩处； 二是官府可以直接引用犯者所属家族的家规族法作为对其决定处罚的依据； 三是官府直接授权将其犯者交于其家族惩处； 四是官府直接承认其家族所制定的家法有效。当然我们村不可能像引用中描述的那些世族大户一样有那么严格的机构制度。但是总体上也体现了这种存在。无论是同一姓家族内部之间的矛盾还是不同姓之间的矛盾，人们都习惯于诉诸家族内部有威望的长者，然后通过这些长者的不断沟通妥协产生处理办法。关于其原因，首先人们觉得政府法庭的程序繁琐而危险，另外也不希望他们内部的争端引起外界的关注, 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而现在，我们所处的是法制社会，家族的处理办法只能在出现小的纷争时起一定的作用。当矛盾到一定级别时，人民法庭以及人民法院才是最有效的处理的地方。 再次，在村风村貌上也有着深刻的变化。以前，同一姓大家族的各户往往居住的比较靠近，这样产生的前街台家，后街以及西街周家，东街范家等等。不但在居住上，在种地上，也往往是同姓家人相互靠近，相互协助。这在生产以及生活方式比较落后的时候确实能让人体会到大家庭的温暖。那时候如果同姓家族中，如果有谁家修盖房屋或者有病有灾，整个家族都会不计回报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如果这家没有很好的度过这道坎，不但本家人会感到惭愧，外家人也是会嘲笑整个家族的。现在，经济大潮吹过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