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社会学的角度谈利益衡量方法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1.docVIP

题 目：从法社会学角度谈利益衡量方法 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学 院：法学院 专 业：社会工作 年 级：2010级 姓 名：王若愚 学 号：1003010094 指导教师：张艳丹 从法社会学的角度谈利益衡量方法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摘要： 20世纪90年代，我国梁慧星教授把利益衡量理论介绍了进来，在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利益衡量模式把法官无可避免要参与的配置实体权利和社会福利的过程展示于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越来越多地渗入司法过程的伦理因素昭然于阳光之下，使司法结果更容易获得普通公众的认同。法社会学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学科，是法学与社会学相互结合的产物。涂尔干、埃利希、韦伯、霍姆斯、庞德等庞德的法哲学的核心的社会利益说，认为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明确反对纯粹逻辑推理的僵化的概念主义或形式主义法学，认为法哲学要从单纯历史的和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彻底解放出来。庞德的社会法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理论，他提出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纲领，启示人们关注社会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效果，关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实际内容，并且注重法律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庞德认为，法律是发达政治组织化社会里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即通过有系统有秩序地运用这种社会的暴力而达到的社会控制。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是协调利益冲突的手段；法律的作用就是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各种利益，尤其是社会利益；提出法的功能性概念来取代逻辑性概念，主张有用即是真理。关于利益衡量的涵义，我国台湾著名学者杨仁寿先生在其《法学方法论》一书中对利益衡量一词曾作过这样的解说：法官在阐释法律时，应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而探求立法者与制定法律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设立法者本身对各种利益业已衡量，而加取舍，则法义甚明，只有一种解释之可能性，自须尊重法条之文字。若有许多解释可能性时，法官自须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以探求立法者处于今日立法时，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取舍。斯即利益衡量。换言之，利益衡量乃在发现立法者对各种问题或利害冲突，表现在法律秩序内，由法律秩序可观察而得知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发现之本身，亦系一种价值判断。利益衡量论是日本民法学者加藤一郎在批判概念法学各种弊病的基础上于年代提出的。其作为一种法解释的方法论渊源于德意志的自由法学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利益法学，并受到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强烈影响。该理论主张法院进行法的解释时，不可能不进行利益衡量，强调民法解释取决于利益衡量的思考方法，即关于某问题如果两种解释的情形，解释者究竟选择哪一种解释，只能依据利益衡量决定，并在出选择时对既存法规及所谓法律构成不应考虑。在处理两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时，强调用实质判断的方法，判断哪一种利益更应受到保护。具体到法官在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进行判决时，不是直接通过法律规定来得出结论，而是首先通过利益衡量得出结论，然后再从法律条文中寻找根据，以便使结论正当化或合理化。利益衡量方法是先有结论后找法律条文根据，以便使结论正当化或合理化，追求的是让法律条文为结论服务而不是从法律条文中引出结论。法院的最后判决依据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利益衡量初步结论找到的经过解释的法律条文。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适应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以人为本，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实施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推进各项工作法治化。,可以根据利益衡量、价值判断创造出更为细微的判断标准或判断框架,并依此进行判断。其实,法规本身即为利益衡量、价值判断的判断标准或判断框架,但法规采取抽象性、概括性的表现形式,规定了或多或少的一般性条款,这些一般性条款固然扩大了法规的适用领域,增加了法规适用的灵活性,但作为判断标准或判断框架有时却显机能不足。因而法解释者需要在一般性条款之外创造出更为细微的判断标准或判断框架,并将其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 灵活化——调动法官的职业素养： 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