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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尊敬的各位学者、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世界汉学大会2007”的主会场设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我们深感荣幸。而在我看来，“明德堂”之于这次大会的主题，或许也是别有意味的。按照《大学》的说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明德”之始，应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最终修、齐、治、平。 用现在的话说，天下太平的基础在于推己及人的精神境界和内在操守，由此才有文明的对话；通过文明的对话，才可以期冀世界的和谐，才有望明明德于天下。这是古人的遗训，是中国的智慧，也是本次世界汉学大会的题中应有之意。在一定意义上说，谈论“汉学”有如谈论“国学”，即使方家宿儒也未必没有分歧。比如章太炎先生称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术，吴宓先生称国学为中国学术的总体，钱穆先生则将中国文化概括为人统、事统和学统。然而无论“国学”是什么，无论“国学”的边界怎样模糊，它的内核始终是清晰的，它也必然成为汉学所关注的对象，并且与汉学相互激荡。据我涉猎所知，日本在14-15世纪开始形成传统汉学，据此则区域性的汉学历史已有700年；利玛窦于1582年入华，他所象征的传教士汉学亦有400余年；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开始，学院式、专业化的汉学已经走过了将近200的历程；将汉学扩展为“中国研究”的美国汉学兴起于“二战”之后，至今也有60多年。在这一过程中，“汉学是什么”的问题同样存在。而德国汉学家奥托·弗兰克最为宽泛的定义，或许也最容易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即：汉学就是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从筚路蓝缕到蔚为大观，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由于时代和文化观念等原因，汉学研究当然也会具有某些历史的局限；然而，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一代代汉学研究者的艰辛努力，为中国文化走出遥远的东方、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动力，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汉学不是我本人的研究专业，但是从人文学术的角度看，一种本然的对话精神，应当是形态各异的汉学研究所共同持守的内在品质，同时这也是人文学术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命意。一个和谐的世界，需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文化资源。而不同文明所包含的诸多相似元素，早已为今天的对话提供了基础。正如学者们曾经追索过的，孔夫子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许多文明中都可以找到共通的表述：比如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有言：“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向往渴求的事，也该希望别人得到。”释迦摩尼同样“以己比人”：“我如是，彼亦如是，彼如是，我亦如是；故不杀人，亦不使人杀人。”基督教主张“爱邻如己”，“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伊斯兰教也强调“你自己喜欢什么，就该喜欢别人得什么；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一言以蔽之，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耳之于声，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不同的文明历千年而不泯，必有其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寓含其间的，是人类所渴望的正义、公平、自由等基本价值。一个和谐的世界，可以表征于同嗜、同听、同美；而一个和谐的世界之所以然，却又恰恰是在于承认差异。因此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有“不同产生和谐之美”之说；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则是“和而不同”。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亦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不同”之“和”，还可以表述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总之在中国古代贤哲的眼中，失去了多样性的世界必将是死气沉沉。中国与西方的认识方式、思维逻辑乃至整体的文化观念，可以为“差异”提供许多生动的实例。我们都知道毕达哥拉斯学派有“数即宇宙”的著名命题，即：“万物的本原是一；从一产生出二……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而中国的《老子》和《易经》，也有这一类关于宇宙生成的描述。比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等。两种表达看上去很相似，然而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从“数”推导出“物”；“数”是寓于实体的“有”，其中最根本的思路当是“万物生于有”。中国古人则要从“数”回溯出“道”，“道”并非物质性的“有”，所以周敦颐《太极图说》是以“无极”解释“太极”；其中的独特逻辑在于“有无相生”，即所谓“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另如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往往被归结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而中国的佛教哲学，则是讲“动静等观”、“无去来处”；甚至“来处”与“去处”的问题，可以被化解为“从来处来”、“到去处去”。西方人的执著，可能推衍出渐进的认识，进而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强调对象描述的精确性。中国式的洒脱，则通向了“圆融”和“体悟”，通向“物”与“我”的神合。与之相应，人类既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