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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博士论文获奖的思考 首都师范大学教科院 丁邦平 从1999年开始，教育部每年都要对已经毕业两年的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进行评奖，评出大约100篇论文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我的博士论文《国际科学教育理论研究》有幸忝列其中。博士毕业后已经8年过去了，获奖也已6年多了。反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有两点思考写下来，供参考。 首先，我想一篇优秀博士论文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及其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浓郁的学术氛围、注重研究的优良传统、学术研究的物质基础等为博士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记得我在学习期间，英东楼一层的外文阅览室是我经常去的地方。那里有比较齐备的英文教育期刊，而我作博士论文所需要的顶级科学教育学术期刊，如美国出版的Science Education（《科学教育》）、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科学教学研究期刊》）、Journal of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科学教师教育期刊》）、英国出版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国际科学教育期刊》）等，应有尽有。这就为我了解最新的国际前沿的研究信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学术研究条件。同时，我还能在学校图书馆找到我所需要的过期学术期刊的论文。在中、英文图书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教育图书和科学教育图书也是国内大学中最齐备的。 除了图书资料齐备外，北京师范大学及其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多得数不胜数的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学术会议，也为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具体就我的学位论文研究而言，我记得很清楚，我在物理系聆听过加拿大一位科学教育专家关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学术讲座、听过香港大学程介明教授介绍关于他在伦敦大学作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经历、听过美国、英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学者来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做的学术报告。比如，英国比较教育学者Keith M. Levin在一次来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作学术访问期间，我上门请教过他。他于1987年在美国比较教育期刊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第31卷第3期上发表了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in the 1980s（《中国80年代科学教育的变革》）一文，我读了他这篇论文后深受启发，又当面向他请教他对中国科学教育改革的看法和对国际科学教育改革前沿问题的观点。这就为我撰写博士论文提供了难得的深入探讨有关问题的机会。在如，我在论文写作期刊，还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的科学教育教授Paul DeHart Hurd先生多次通信，获得他的很大帮助（包括他赠送给我的他自己的科学教育专著及其他科学教育文献）。Hurd教授曾作为美国科学教育访问团的一名成员于1979年访问过北京师范大学，对北京师范大学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与他对我撰写博士论文的热心帮助是分不开的。 此外，还参加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如1998年举办的第二次亚洲比较教育学术年会。这些学术交流和会议对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都或多或少有促进作用，它们把研究生卷入了学术研讨的氛围中，有助于研究生对学术问题的深度思考。 其次，北京师范大学拥有一批大师级著名教授。我的导师顾明远先生堪称这样的大师级著名教授。虽然顾老师不是科学教育的专家，但他深厚的教育理论修养、丰富的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和深远的学术视野为我写好博士学位论文提供了难得的学术指导。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顾老师非常重视让我们自己主动学习，注重培养我们的思维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例如，他开设的课程就很独特，诚如他自己在《顾明远教育口述史》中所言：“我给研究生制定的课程中，专业课比较教育反而不是重点，哲学史、教育哲学才是重点。”（第141页）再如，对于研究生论文的选题，顾老师并不一定要求学生都做他自己的课题，尽管他主持的课题很多。他自己说：“研究生选择论文题目主要是根据他们的兴趣和将来的努力方向，我不要求他们一定选我的课题。……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有将来的专业方向，不能把他们绑在我一个人的战车上。”（参见《顾明远教育口述史》第143页） 具体就指导我的论文而言，顾老师的大师风度尤其令我终生难忘。我记得很清楚，1997年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我自己曾提出两个可以考虑的题目。一是关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研究，二是关于国际科学教育的研究。这两个选题我都有兴趣作。选择前一个题目，是因为我了解到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将超过100万大关，这给我一个提示：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即将来临。为此，作为比较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