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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FDI和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分析【内容提要】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吸收大量FDI虽然快速提升“中国制造”的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但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因此，在欣喜“中国制造”出口取得骄人业绩的同时，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其国际竞争优势的脆弱性；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国工业化仍将继续进行，积极做大做强民族制造企业才是根本之道。【关 键 词】比较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 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制造一、引言在劳动力比较优势、大规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大国优势这三大力量共同作用下(Gereffi，2005)，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的制造活动转移或外包到中国。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由玩具、纺织品、服装、鞋帽等轻工产品的提供者，迅速成长为大规模产出、门类齐全的工业制成品“世界制造基地”(杨丹辉，2005)。基于中国影响力的扩大，有关“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及其对国际经济影响的讨论逐渐升温。国际上一些西方学者利用传统的国际竞争力评价结果(主要是进出口数据)积极宣传“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正从“量”和“质”两方面对他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构成了威胁(Qureshi Wan，2008)；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据此利用“中国贸易顺差”问题大做文章，在贸易谈判中要挟中国。国内学者也对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基于实际考察对“中国制造”的国际地位提出了疑问，认为其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国外评价的那样强大，贸易顺差很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造成的(姚洋，章林峰，2008)；中国虽然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但中国工业化仍有许多路要走(金碚，2009)。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低端、利润微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其低成本优势会因为汇率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成本提高、土地成本提高和“反倾销、反补贴”等因素而受到冲击。为此，他们提出中国经济应通过技术创新、品牌经营等向产业链中附加价值更高的方向发展；甚至有些人主张中国现在就可以转向后工业化的产业发展方向，即不再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而直接向现代服务业快速升级。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政策上开始忽视或排斥“低端”制造业，运用大量的政府资源，鼓励、扶持、补贴各种高新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　国内外对“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认识为何相差如此之大？中国制造是否需要继续向前走？又该如何向前走？中国离“世界工厂”到底有多远？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关键在于正确评价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构建“中国制造”的出口成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激烈讨论：中国有何竞争力？为何中国有如此竞争力(Adams et al.，2006)？近来，很多西方学者、商界和政界领导人不断声称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正对他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构成威胁。这种竞争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①对国际竞争影响：在第三市场上不断遭遇来自中国出口的竞争；②对国内竞争影响，即国内市场不断遭遇来自中国进口品的竞争。不过，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还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来自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溢出会给周边邻居和贸易伙伴带来活力，从长远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Qureshi Wan，2008)。总的说来，“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媒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加剧了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争端。美国2005年的第109届国会提出27件对华贸易保护措施草案，2007年的第110届国会又增加16件；类似的紧张关系也开始向欧洲蔓延，2008年进行的48件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一半以上与中国相关，特别是2007年新增的欧盟反倾销调查都直指中国。归纳起来，威胁可以区分为“量”和“质”方面两大类(Van Assche et al.，2008)。“量”方面的威胁主要是指中国明星般的出口绩效。从1987年开始，中国出口增长率年均达19％，是世界出口增长的2倍；结果是中国超越日本和美国，成为继德国之后第二大出口国。“质”方面的威胁主要是指中国在技术阶梯上的快速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且与发达国家越来越相似。15年前，中国主要是服装、玩具和鞋类等低技术商品的主要出口者，但今天却成为了电子产品的最大出口国，而这本是西方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领域。　“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真的就像西方学者描述的那样强大吗？他们大部分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使用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进出口数据法，理论基础是以李嘉图模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其基本假设为：①国际分工是产业间的水平分工；②产业的边界在国家边界内，一种产品的完整生产环节在一国内部，因此，只须关心产品的交换；③企业的边界也在国家边界内，即企业国际活动主要通过国际贸易进行，而很少进行国际投资活动。应该说这些假设基础正是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时的现实状况，但进入21世纪后则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