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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融资寻源：中期票据、企业债、银行信贷 中期票据、企业债、银行信贷是三大主要途径，但地方政府潜藏的隐性负债风险不容小视2009年，收入减少，支出剧增，融资问题成为摆在地方政府市长们面前的难题。 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蒋超良表示，4万亿投资需要2.4万亿资本金，虽然用中央代地方政府发债，允许地方的投融资平台发行中期票据等措施解决资本金不足问题，但最终还剩下2500亿缺口。 如果算上各地方政府投资计划，投资远超4万亿，资本金缺口更大。 为解决资本金不足难题，中央政府逐步打通资本金来源渠道，包括中央代发2000亿地方债，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用作资本金政府特定项目贷款方案，但这些政策还需要时间，而且要求较为严格。 而地方政府则正搭建投融资平台举债，包括中期票据、企业债各种理财产品，可以统称为带有准市政债特色的“城投债”。据记者了解，从去年年底到目前，中期票据和企业债的发行量已达到2000亿元以上。 这种准市政债正催生地方政府隐形负债的膨胀。中国人大财政金融专家类承曜表示，各级地方政府为满足地方财力需要，通过违规发债、设立政府下属的投融资公司从银行体系申请贷款，甚至拖欠建筑施工款等方式形成了政府的隐性负债。他说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央政府十分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管理。 1.资本金缺口 面临这轮全球经济危机时，创新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改革迫在眉睫。 随着土地收入减少，预算内用于教育医疗公共等投入增加，因此各个地方用于投资的资金空间不大。 “首先其实最缺的还是资本金，”上海市一位政府智囊团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 按照《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从1996年开始，对各种经营性投资项目，包括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房地产开发项目和集体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投资项目必须首先落实资本金才能进行建设。 交通运输、煤炭项目，资本金比例为35%及以上；钢铁、邮电、化肥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5%及以上，电力、机电、建材、化工、石油加工、有色、轻工、纺织、商贸及其他行业的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0%及以上。 就连一向被视为财政雄厚的上海市政府，今年也开始显现资金压力。今年1月15日，上海市长韩正表示，上海近期完成的到2020年的《上海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方案》，及之前的13条线，资本金缺口约1000亿。 上海，中国最富庶的城市也面临“资金窘境”。主要为上海政府输血的两大政府投融资平台上海久事、上海城投，最近因要发中期票据而公开的财务数据能够更进一步揭示融资压力。 上海市轨道交通2号线东延伸段项目，轨道交通13号线一期项目，上海至江苏南通（沪通）铁路（上海段）项目，以及上海-杭州-宁波（沪杭甬）客运专线（上海段）。 项目总投资622.87亿元，按照35%资本金缺口，则需要218亿元作为资本金，目前已投入资金仅为59.9亿元。按照相关要求，如果资本金没有到位，银行的信贷一般不敢进入。 地方政府建设的资金困境并非今日独有。像上海这样发达地区已通过创新体制，解决城市建设资金来源问题，但如今却有待再次创新。 据主要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服务的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资料，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已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3650亿元，占前50年投资额90%。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规模，其资金来源完全有赖于上海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 上海的投融资改革经历了几个阶段，从19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上海承担了国家主要的财政税收来源责任，政府城市建设资金严重不足。上海即成立了上海城投和上海久事，使基础设施建设从政府直接投资转向政府性投资公司进行间接投资。通过两大平台向外国政府举债（贷款），补充城市建设资金，比如建造上海最早的地铁1号线。 但资金缺口随着城市开发而继续加大，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开始利用特殊武器——土地，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批租，加快城市旧区改造等。十年来上海通过土地批租共筹措资金1000多亿元。 但土地资源毕竟有限，1990年代后期，受东南亚危机影响，土地批租大量减少。同时政府性投资公司负债规模过大，在此特殊情况下，上海采用了固定回报方式吸引外资。上海先后将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等存量资产折价出售给境外投资者，为上海筹措资金。 但固定回报方式，因利率太高（最高达12%以上）必然不能长久。从2000年上海嘉浏高速公路进行社会投资者招商为标志，上海公共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进入了扩大社会化融资的阶段。 “以往可以用资产重组方式，降低投融资平台的负债率，再去银行套取资金。”一位股份制银行高管表示。 据这位人士透露，上海城投2000年以后一度出现现金流困难，由于大量资金投入，但项目回收期长，短期内现金流收入极微，比如F1、科技馆、洋山深水港，导致银行贷款还款困难，负债率高企，银行不敢再发放贷款。因此，政府在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