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钱穆对治史中“通”的强调.docVIP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钱穆对治史中“通”的强调 　摘 要：作为一位造诣高深的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注重“通”。钱老注重历史研究中各层次的“通”，号召人们在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历史智识，在历史研究的领域独树一帜，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贵的观念。本文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主要依据探讨钱老在治史过程中对中国古代史的“通”的重视。　　关键字：“通” 传统性 历史智识论文联盟wWw.LWlm.coM　　　　先后接触了钱老的一些著作，以及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让我感受到钱穆治史的独特视角与方法，即注重“通”。　　一、“通”的含义　　《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本身就是对于历史研究领域各方面的贯通，形式上是将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化史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方法分述，却有一个共通的思维方式。在书中，“通”的具体含义是多样的：在时间范围上，首要博通，即强调通史；在研究领域上，表现为看重史学各研究领域的会通；在地理和文化等一些层面上，也要求注重探求源流，把握历史的传统性。　　本书中，“通”的具体含义主要有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通”是一个思维方式，要求着重在文化层面，不局限于琐碎变化的外部，即重视文化的传统性。　　书中提出，历史的特征有三，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1］。其中研究历史最先要注意的是特殊性和变异性，否则，历史便无书写的意义。前两项的重心都是历史的“变”，而最终都归结为传统性——“通”。历史传统，就是历史演进中内在的一股精神和力量，是历史的生命和个性，也可以表述为历史精神，能让历史在不知不觉中，循着独特的路线前进。《国史大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均反复强调中国民族精神的平和与向心力，循着“通”的思维模式去探讨具体的历史事件。　　读罢全书，再对照《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发现钱老研究历史都是抓住历史的传统性来研究其特征和变化，注重人事和制度的关系，分析具体制度的来源和演变［2］。《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说的“把握传统性，研究特殊性”，故而钱老特别注重通史，并把通史作为本书的首章。　　第二个层次，“通”是一个研究方式，要求在研究范围中有意识的会通。由主要可以分为两点：　　第一，时间上的贯通。书中所说的通史研究方法，虽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总归还是回到了通史的研究方向，正如书中所说：“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3］　　第二，研究领域上的贯通。如果说时间上的贯通是竖向的贯通，那么横向的贯通就是一个时期社会的横截面。在这个范围内，“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算真明白了此时代。”［4］　　一是历史本领域的贯通。就钱穆先生自身的著述情况而言，《国史新论·再版序》中说：“（余）贯古今，融诸端，自谓于国史大体略有所窥，写成《国史大纲》一书。凡余论史，则皆出《国史大纲》之后。”然后列举三本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虽属分篇散论，自谓亦多会通合一之处，而无扦隔抵牾之病。”［5］钱老在历史的研究中注重本学科的会通，从而达到所有研究中思想的一贯性。　　钱老还主张不同领域的贯通。如书中所讨论的研究文化史的时候，就主张“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6］当然，按照钱老的观点，文化史本身就是一部通史，研究时必定需要汇通各领域。另外，在分析专史的研究时，钱老也注意其他领域与史学的合作，如对历史地理这种交叉学科的重视，并专门分出一章论述历史研究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 以上观点在严耕望的《治史三书》中开篇关于治史中“博通”和“专精”的关系也有过详细讨论。严耕望先生是钱老的门生，他对于“通”的重视与钱老是一脉相承的［7］。　　二、由历史材料到历史智识的转变　　钱老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即倡导人们要了解本国历史，即掌握“历史材料”，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基础。　　“研究历史首要是要赋予其意义”，“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8］因此，把握历史材料后，要寻求历史智识，关键就是把握“通”，而“通”又是治史的归宿。带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用“通”的观念对待中国传统历史，钱老多部著作都论述了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错误观点［9］，将“通”这个治史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　　钱老的“通”，不仅是自己学术的一贯标准，也是对当时中华民族人民的一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