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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语言理论研究 徐通锵 一、印欧语理论的借鉴和“结合”途径的探索 1978年以后，由于“改革开放”，学术环境发生了变化，解放后因“一边倒”而产生的苏联语言学的影响渐次消失，“语言学的阶级性”没有人再坚持，和国外语言学的联系也逐步加强，这就为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结合”的研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学者尽量深入具体语言现象的研究，努力克服原来学界批评最尖锐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并以实际语言现象的研究为基础提炼相应的理论假设，而从事现代汉语、方言、汉语史研究的学者大多也能自觉地运用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实际的语言现象；另外，原来从事外语教学和研究的学者随着中外语言学联系的加强也有很多人加入语言理论研究的行列。他们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领域共同探索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汉语研究相结合的最佳途径。 “结合”不是“西方的理论＋汉语的例子”，而是吸收西方语言理论的立论精神，结合汉语的特点，描写和解释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有鉴于“结合”的艰巨性和以往学界对语言理论研究“脱离实际”的批评，叶蜚声、徐通锵从总结入手，先学习前辈在“结合”道路上积累起来的的经验与教训，而后再摸索前进。1978－1981，他们一起考察了“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和音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撰写了《“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内部拟测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等论文，从中了解和总结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成效和局限。他们从这种总结性的研究中发现，音韵研究的“结合”的成效远远强于语法研究，因为音韵研究没有离开自己的传统；语法研究由于一切需要从头做起，受西方语言理论的束缚太大，因而成效不理想。这一考察对徐通锵后来的研究很有影响，启发他先进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而后再逐步展开语言理论的探索。 总结可以成为前进的出发点，重要的还是需要对汉语进行独立的、具体的研究，提炼出相应的规律。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语言学概论性的著作，计有20多部，比较重要的有：李兆同、徐思益主编的《语言学导论》，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胡明扬的《语言和语言学》和伍铁平主编的《普通语言学纲要》。概论不仅是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介绍，还应该反映当代语言学的发展，把经过实践检验而为人们公认的一些原理写入教材，没有深入的研究是很难写出有特色的概论的。当时，“文革”过去不久，语言研究刚重新起步，要总结当代语言研究的成果写出有特色的概论性教材，条件还不成熟，因而编写的质量都不是很理想。比较起来，叶蜚声、徐通锵的那本《纲要》还算差强人意，得到国家教委的推荐并成为高校“语言学概论”课广为采用的教材。这本书以索绪尔的聚合、组合理论为纲组织有关的语言材料，使全书有一条清楚的线索，重点结合汉语介绍结构语言学的基础知识。这是语言理论教学视野的一种转向，纠正了以往苏联语言学“概论”性教材的影响。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各个方面的语言研究相继展开，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其具体的标志是：不再在“语言学概论”的编写上兜圈子，重点转向专题性的研究；逐渐摆脱对西方语言理论的机械搬用，努力在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中提炼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设法使“结合”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著有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陈平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和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等。中国是历史语言学的大国，但只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没有历史语言学的理论著作。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在这方面迈出了艰难的一步。继此之后，他又写了一系列有关文白异读、语言变异的文章，它们和王洪君关于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的研究除了比较好地解决了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汉语方言、音韵研究相结合外，还在理论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这主要是：以汉语的文白异读现象的研究为基础提炼出叠置式音变的理论和方法，使历史语言学继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之后又补充了一种新的音变方式；语音现象的易变性与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是支配语音运转和演变的杠杆，可以用现实的音变机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突出了语言系统的自组织的性质。这些都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吸收当代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理论的精神而总结、提炼出来的理论假设，对补正和丰富理论语言学的内容应该有积极的作用。 词汇学原是语言理论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改革开放”以后有了长足进展，而南开大学中文系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阵地，其带头人是刘叔新。他先是在一系列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主编《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而后撰写专著《汉语描写词汇学》。这本著作材料详实，分析具体，论证也比较严密。它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旗帜鲜明地否定汉语构词法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