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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之于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孟维瞻 ? 2013-05-22 11:01:00　　　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长沙)2012年6期 　　 　　【内容提要】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对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的分析中，但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的限度，国际关系理论在应用于分析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时必须谨慎使用。有些中国古代政治行为体间的关系不适合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有些中国古代政治行为体间的关系也不适合作为部分理论的案例。尽管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判断上述适用性的前提，是对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及其演变过程做完整而系统的分析。以处于“分裂格局”中的行为体关系为例，对这种适用性进行分析认为，尽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未必适合对中国的研究，但只要能够找到合适的过滤方法，就可以最大可能地将其作为分析工具，这可能是未来的一项重要研究议程。 　　【关 键 词】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适用性/判断标准 　　近些年来，随着中外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入，很多中外学者将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对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①的分析中。中国古代国家间丰富的关系，是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和提出新理论的巨大宝库。然而，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的限度。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研究中国古代国家间体系存在可行性，而有的则必须谨慎使用[1]。陈玉聃博士强调，不论我们是要从历史研究中得出某种普遍的经验，或是要借助历史事例来证明既有的理论，都需要不断警醒自身，不能有意无意地对历史“断章取义”[2]。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还在于很多学者没有真正地弄清中国古代在不同时期的国家间关系的性质。 　　从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上看，还鲜有学者对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及其演变过程做完整而系统的分析。类似研究针对先秦时代的居多，而对秦朝之后的帝国时代的相关研究，则不甚系统。目前中国学者对古代中国国际关系特征的分析的新观点，主要都是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朝贡范式的延伸，如秦亚青教授提出的“差序认同”[3]，郭树勇教授提出的“圈序认同”[4]，尚会鹏教授提出的“角色原理”和“三个圈子”“三个文化”[5]，以及王日华副教授提出的三个“圈层结构”[6]。事实上，关于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的性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远远要比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复杂得多。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运用到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其适用性存在一定限度。那么这个适用性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中国古代的哪些政治行为体间的关系，不能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哪些可以或不可以作为案例，来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历史上中原政权间关系的性质，以及中原政权与周边政权间关系的性质，及其互动模式有哪些显著变化？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的既有误区 　　近年来，中国学界出现了研究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的热潮。其中多数研究成果是与先秦时期相关的，而现在又扩展到了对秦朝之后的帝国时代的研究，如汉匈关系、宋辽关系、宋金关系、明朝对外关系，等等。[7－8]在此之前，很早就有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古代中国的历史感兴趣，如费正清研究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研究了明朝与蒙古的关系[9]。台湾学者王元康(Yuan—Kang Wang)结合史料，设置了13个案例，主要包括北宋对西夏的政策、宋金结盟消灭辽的过程、宋金关系、宋蒙结盟灭金的过程，以及明朝与蒙古和后金的关系。在对假设进行检验后，他发现只有现实主义理论而非儒家和平主义，才能够解释宋、明两代的对外行为做出最好的解释。他认为，中国对外始终奉行现实主义原则，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中国追求相对权力最大化和对使用武力的偏好甚至追求霸权[10](preface,xi)。然而，江忆恩与王元康并未对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进行研究，也未分析宋、明两朝国家间关系的性质。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源泉是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及对古代欧洲行为体关系的总结。例如，学界大多认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继承了修昔底德的传世杰作《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思想。而这部杰作中所涉及的行为体都不是现代主权国家。同样，或许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认为，以现代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同样也可以用于解释古代行为体间的关系。但必须注意到，这种研究方法是具有一定限度的。我们固然不应将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性严格地锁定在现代主权国家范围内，但对于将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古代世界的国际关系，我们更应该慎用这种方法。我们需要探究，哪些中国古代政治行为体间的关系，不能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未必适合对中国的研究，但笔者相信，只要能够找到合适的过滤方法，就可以最大可能地将其作为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