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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广义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 摘要:本文基于二元经济、实物现金为标的的收入水平局限性、人情社会等转型阶段的历史特征，从社会资本角度对广义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比论证。基于回归分解，在控制其他收入来源不变的情况下，对广义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是行业，在排除随机扰动项的贡献之外，它分别贡献了总体不平等和预测值不平等的27%和51.2%；位于第二梯队的是年龄和区域变量，他们分别贡献了总体不平等和预测值不平等的9.2%、17.1%和4.3%、7.96%；第三梯队的影响变量分别是社会资本、教育、政治身份、性别、家庭规模和经验；而职业类型的影响还不足总体的0.2%。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广义收入差距 回归分解 一、引言 “收入是一系列事件”（Fisher，1930），费雪视收入为资本的回报，但困难在于，如何界定合宜的资产状况以解释纷繁的收入流。同样，收入分配问题，也是众多“事件”作用的结果，其核心不外乎判定各种收入流的占比孰高孰低、结构合理与否。 针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双轨制下寻租和设租行为促就的非法或灰色收入激增(吴敬琏，1988、2011）、以教育回报率增加(Zhang etc. 2005）为标志的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合理拉大、自然和行政保护所导致的行业垄断混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共同催生的行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岳希明，2010）等三个阶段。可惜，这些西方理论加上中国数据的“夹生饭”，始终未能将人情社会（Bian，1997）中的“关系”因素考虑进去，使得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分析乏善可陈。其次，由于将收入简单界定成以实物现金为标的的工资，使得(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抽离出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不能准确反映我国转型和二元的经济结构特征，导致收入差距度量的偏差；(被解释变量固定在工资等职场收入，使研究的重点囿于在以地位获得模型（Blau and Duncan，1968）为基础的资本投资回报检验而难以自拔。尽管分析的视角已经从个人经济特征（教育、经验）逐渐丰富到家庭背景、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等群体属性变量。但未能从我国关系型社会中找到合理的指标，从而降低了研究的解释力度。 主流经济学家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回避态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资本测度的困难制约了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经济学家深深的自负。相反，社会学家一直致力于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决定模型的拓展和应用，但囿于零碎的专项分解而没能将收入的定义有效拓展，进而研究社会资本对广义收入的影响。而本文正是对以上不足的一个大胆补充：一方面将收入的定义拓展至富含福利维度的广义收入，另一方面将社会资本直接运用到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当中。 文章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我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的文献梳理。第三部分，是社会资本对广义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分析。首先概述了本文使用的广义收入差距和社会资本的概念，其中对广义收入的具体测算，我们借鉴了李实教授的研究成果，在正文仅仅罗列了我们认为有争议的部分，以供讨论，其余都放于附录部分。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以社会资本等其他变量对广义收入、国家统计局的收入分别进行计量回归检验。我们首先要分析社会资本是否会对行业入职产生影响，本文借鉴马光荣（2011）的研究，建立Probit模型进行判定分析。然后，通过回归方程对不平等程度进行分解，并基于Shorrocks 分解计算各解释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最后，根据不同生产率、非生产率特征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提出针对性地解决方案。第四部分，是相关的政策建议以及文章的不足和展望。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一）收入差距研究中的制度因素 1.理论层面——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发展经济学的第三阶段以“制度是重要的”而迥异于结构主义的制度外生和新古典的制度缺失。该学派不仅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经济增长丰富到非货币指标、自由和可持续发展等维度，并且尊重发展中国家贫困和发展的现实，认为收入差距不仅来源于个人禀赋（包括人力资本）造成的差异，而且由于政治、法律等制度结构的扭曲也催生了“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带来的寻租或设租收益，这种灰色或者非法收入在转型阶段成为个人或者群体收益差距拉大的推手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在减贫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提出和总结了经济发展中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其定义更多的侧重于个人所在社区的社会稳定或者社区和谐程度层面，这种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作为地区制度建设的一个侧面而纳入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分析工具当中。这和社会学家的社会资本定义是有一定差异的，但她也从一个侧面昭示了，收入分配问题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增长的结果（结构主义）、完善市场中的不同要素回报（新古典）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并且其差异的来源也从个人经济特征完善到制度缺失（包括宏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