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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论研究方法札记 一、印论——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什么是印论呢?简言之，印论即是篆刻艺术的理论，我们研究的通常主要指古代的印论，如同我们平时所说的画论、书论、文论，一般都是指古代的一样。印章艺术，在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中占有多重的份量，我并不想夸张它，但从古到今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从唐代起开始出现印谱，元代起出现文人篆刻家，至明嘉靖年后，特别是万历时代文人中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印章艺术高潮，此后流派迭出，风格纷呈，受到无数爱好者的狂热追求。从篆刻家、篆刻理论家、作品集(印谱)各个角度可以证实，它是一个独立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艺术门类。元、明、清文人不仅在随感和题跋中留下大量的关于印章审美的文字，而且印论专著也十分丰富。它凝结着许多篆刻艺术家对这门艺术研究的劳动汗水，蕴藏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审美认识。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同样闪耀着许多极为精彩的美学见解。 然而，在近代至现代的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研究中，却鲜有人问津印论。说是鲜有问津者，并不是说没有人注意到它。如民国初年，邓实、黄宾虹先生在汇辑《美术丛书》时，就注意收入了一批印论专著，不难发现编辑者的意图，是把印论看成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但是它并没有引起专家们的重视，更没有像画论的研究那样在近几十年来蔚然成风。1980年，由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辑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出版，也许编者完全没有注意到《美术丛书》的这一动机。编选中它包括了古代的文论、诗话、词话、曲话、戏剧论、乐论、画论、书论、园林建筑论等等，却漠视了印论的存在。只是在注意到明末文人尺牍时，辑入了周亮工给印人黄济叔的几封信，其中论及了印章。当时读到这本资料选编时，我就意识到古代印论也许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一想法到1985年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纲》出版，以及胡经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出版后，更得到了证实)。 既然说印论蕴含有许多精彩的古典美学思想，那么为什么未能得到美学界的重视而写入中国美学史呢?这确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以为问题还是出在篆刻界本身，我们不能企望印论、印章美学在篆刻界本身还弄不清自己的理论经典、自己的《文心雕龙》、自己的《书谱》、自己的《历代名画记》时，便被美学史论界所关注，因此印论研究的空白当然首先应该由篆刻界自己来填补。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欲望，我于八十年代初开始着手广泛地收集古代印论资料。在《明清印论发展概述》(1987年第二期《书法研究》)一文中，我曾写下当时的感受：当我涉足这一领域进行考察时，展现在眼前的竟是一片荒芜的田园，许多重要的印论著作，已有孤本之势。资料的缺乏和混乱为研究带来了障碍。于是笔者以为澄清这混乱，整理和研究古代优秀的印论遗产，是当代印章艺术理论研究者的重大课题。 1983年当我正在南京艺术学院攻读研究生硕士学位时，对印论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在我的导师陈大羽教授的指导下，我以初获的古代印论资料，写了两篇论文。这就是1984年发表于《艺苑》第二期上的《论“印从书出”与“印外求印”》和发表于1984年第四期《书法研究》上的《论绘画对于印章艺术发展的影响》。尽管今天看来其中有些观点显得不很成熟，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触及到了印章艺术的审美观念，无形中我正是沿着这样一个轨道，开始了古代印论和古代印论史的研究。1985年我又以《论元明印论的发生和发展》为题作为我的硕士答辩论文之一，这是我研究古代印论史的开端。其中明代部分《明代印论发展概述》后来发表在1987年第二期《书法研究》上。 所幸我的研究并不是孤军作战，海上韩天衡先生慧眼独具，于1985年完成了《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版)。在此之前，他利用手中的资料和其它史料对篆刻艺术史、印谱史进行了研究，多有精彩的论述发表，我因此感到鼓舞。尽管这部《历代印学论文选》还存有缺陷，但我仍认为这是件十分有意义的开拓工作，它的出版为印论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我也因此看到一个仅靠印章本身(指印章和印谱)做为史料研究篆刻艺术史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其它文艺理论领域也许早巳是个普通的常识。但在篆刻艺术界，却是近十年才被学者注意到的。 二、抓住审美观念、审美范畴发展的链环 近十年来我收集和阅读了近百万字的古代印论资料，包括专著、印谱题跋、论印诗、印款、随笔等等。它包含了印章美学观、创作方法、创作思维、内容与形式、传统与创新、鉴赏与批评等各个方面。用明万历初年吴门王穉登评论印论名篇周应愿《印说》的话来说是：“其旨奥，其辞文，其蕴博，其鉴深，其才宏，以肆其论郁而沉。称名小，取类大，富哉言乎。”如此高的评价，自然有其深意。这些具有丰富内涵的印论，要在任何一点上“钻探”都大有文章可作。从何处着手呢?我在资料收集中发现，由于古代艺术理论的表达，常常是审美经验、艺术见解、创作体验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