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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优生和种族灭绝 余凤高 大量的观察表明，不仅人的身材、皮肤、发色、相貌可以遗传，某些味觉、嗅觉的特点都会从祖先遗传继承下来，甚至人的智力、个性和某些特殊技能也能遗传。有人使同卵双生儿分在两个家庭教养，而让异卵双生儿处在同一个家庭教养，结果发现，两对人的智力，前者比后者更为相似，说明智力的高低主要受遗传的影响，尤其像语言能力、数学能力等智力行为，特别依赖遗传素质，其影响的程度，高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甚至更多，环境所起的作用比较小。遗传对个性也有影响，内倾型或是外倾型的个性，是受遗传影响的最明显的例子。同样，祖先的疾病也会为后代遗传继承，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血友病通过她的女儿们传遍了全欧洲，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是自杀的，他的父亲死于自杀，而他的做模特儿的女儿玛戈·海明威也于一九九六年七月四十一岁时自杀，原因都是他们所共有的潜在的精神病气质。其它如色盲、糖尿病也会遗传。只是，一个生物学家不可能以自己短促的生命来研究几代人的遗传状况，更主要的是，科学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不允许他以他人来做可能损及他的肉体或心灵的实验。于是，以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遗传，就比较为遗传学所广泛应用。在这个方面，高尔顿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弗朗西斯·高尔顿(1822-1911)出身于英国伯明翰一个富裕世家，是大银行家的父亲九个孩子中的一个；他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默斯·达尔文的外孙。受表兄达尔文和医院里的同事威廉·鲍曼的影响，高尔顿对数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以优等的数学成绩考进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一八五三年八月，高尔顿与路易丝·巴特勒结婚。路易丝的父亲乔治·巴特勒原是剑桥大学高年级数学考试一等奖获得者，后来还担任了创建于一五七一年的著名学府哈罗公学的校长，最后又是彼得保罗大学校长，作为他的子女，路易丝聪明伶俐，她的四个兄弟无一不是富有才智的人，他们都曾获得第一等的学位，而且个个都成为公立学校的校长或律师。这一状况加深了高尔顿对自己以前曾经思考过的把动植物的遗传应用到人的研究的设想。他重新开始思考智力遗传、双生、优生这些方面的问题，并在以后的四十年里，认真地从事人类属性的统计和研究遗传的法则，写出了《遗传的天赋》(1869)、《人类能力的研究》(1883)等重要著作。他在这一领域做出的努力，使他赢得了巨大的名声。高尔顿是最早试图把大量不相容的观察归类为某一体系的第一人，并以此确立了一些原理。他用量的方法研究精心挑选了具有出众的智力、艺术才能和身材、眼睛的颜色以及疾病等方面都富有特征的家庭。高尔顿调查的著名人物包括贵族、军人、诗人、作家、画家、牧师、音乐家、裁判官、政治家、科学家，还有划桨能手和摔角运动员等。他曾深入研究了二百八十六名裁判官的亲密家系，发现这些人，九人当中就有一人是另一个裁判官的父亲、儿子或兄弟，而且都是些“精力旺盛、机敏伶俐、注重实际、乐于助人的人”；而且同是这些裁判官的另一些近亲，也都是医生、主教、诗人、小说家或最高级的陆军军官。比较间接的亲属，有卓越成就的比例就比较低。他对一百名皇家学会会员所作的类似研究，也获得同样的发现。根据这样的研究，特别是这些统计学材料，高尔顿得出结论，肯定了聪明才智的遗传作用，相信在每一个例证中，那些人物不仅继承了天才，像他们一长串的先辈人物所显示的那样，而且还继承了先辈的才华的特定形态，认为优越的智力才能往往以一种特别的形式，例如在科学、法律、艺术或者实业方面重现于家庭中，后裔智力才干在家庭中的比率超过以数学或然率所计算的比率。例如，他说，优秀的人常比任意挑取同数量的一般人有更多的优秀亲属，而且一位杰出的法学家或者律师往往出身于一个不仅是一般的显赫家庭，尤其是法律方面的显赫家庭。他举出数据说，在一百万人或一百多万人中，大约只有二百五十人的智力称得上“优秀”，而只有一人称得上“杰出”，另一方面则大约有二百五十人是属于毫无希望的低能或白痴。他举例说，一个能干的裁判官，他的儿子比普通的人成功的机会要大五百倍……考虑到可能有人会不同意他的这个结论，高尔顿提出的反驳是，他的统计材料还表明，正如裁判官有一个能干的儿子一样，他也常有一个能干的父亲，可是儿子显然不会有很多机会去教育和栽培他的父亲。这样就把反对者的口封住了。根据这样长期而广泛的调查和研究，高尔顿推论出子女退化律和祖先遗传律这么两个原理：优秀的父母对后代的遗传，在比例上趋于向平庸的人方面退化，因为对子女的遗传，除了双亲，还来自于各代祖先的因子：父母两人对后代的遗传是按比例二分之一或继承总数的（0.5）；祖父母是四分之一，或；曾祖父母是八分之一，或，依次类推。因而祖先遗传的总和，是{（0.5）++…}的级数表示，总体为1。基于这一信念，高尔顿创造了“eugenics”（优生学）这个术语。高尔顿对“优生学”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