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业的模式竞争：从节目向生产机制的过渡.docVIP

中国电视业的模式竞争：从节目向生产机制的过渡 关键词： 中国电视业 模式竞争 　　对于中国电视业而言，2011年是一个“模式引进”如火如荼的年份。在这一年的年中，一同讨论模式竞争的话题，无疑颇具时效性。 　　若对电视媒介组织及其生产活动进行全盘考察，模式竞争，只是中国电视业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内容，借用波特提出的“五大作用力”——潜在进入者、产业竞争者、替代品、客户、供应商——它主要聚焦于“产业竞争者”这一环节。 　　并且，在良性演进的电视业态中，模式竞争并非终极目标，而是从节目竞争向生产机制竞争的过渡。下文将以选秀、婚恋、闯关三种典型模式为例，在历时性与思辨性的框架中做一简要阐释。 　　选秀节目：从“野蛮生长”到“游戏规则” 　　从2004年的《超级女声》到今年的《快乐女声》（包括之间两年的《快乐男声》），湖南卫视为中国电视业提供了一种新的节目语态，选秀、粉丝、PK等成为坊间热门词汇，“春哥”、“曾哥”、张杰等也成为内地热门艺人。不过，必须指出：七年前的“超女”只是选秀节目在中国“野蛮生长”的开端，从它开始，《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第一次心动》等同类节目都面临一个“软肋”——节目模式的版权问题。 　　虽然，各家卫视善于通过巧妙的说辞回避这一“软肋”，但就中国电视业的整体而言，无法回避的是模式竞争缺失带来的深层次问题：“画虎画皮难画骨”，西方选秀节目的中国“山寨版”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哪怕成功了，不仅在业内、即便在坊间也有些“胜之不武”。 　　从2010年开始，严格执行模式版权交易之“游戏规则”的《中国达人秀》亮相并在收视率和影响力方面获得全国性利好——有版权的模式让东方卫视尝到各种甜头：首先，因为宝洁公司是“达人”模式的全球赞助商，所以节目伊始就获得宝洁全球总部的大额赞助。其次，除了显见的广告赞助，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日用消费品企业，宝洁公司选择与《中国达人秀》合作，通过其高强度、高渗透的宣传体系、渠道，也为节目做足了推介。比如，蔡依林能够为《中国达人秀》做代言、录制广告以及参演总决赛，这些都是宝洁的“面子”。 　　更关键的是，在模式自身优势之外，《中国达人秀》已经在生产机制的竞争战略中呈现出流程化、细节化要求的价值：版权方为节目组提供了一本几百页的制作手册，每个工作人员人手一本。在制作手册上，大到节目场所的选择（要放在剧院），中到主持人的站位（要出现在侧幕），小到标识性音响（比如亮灯打叉时用什么）都有很严格、缜密的说明。除了写在纸上的要求，版权方还派出工作人员在上海“督战”，在具体情境、演练乃至一场场直播中不断对模式的执行进行控制与调整，逐渐完善最终的节目播出效果。《中国达人秀》的总导演金磊在接受采访时，毫不避讳地说“节目的成功源于我们虚心做学生的态度”。 　　由上，模式或只是标本，其背后的生产机制才是鲜活的。在2011年的中国电视舞台上，我们还可看到辽宁卫视引进《X Factor》的模式，推出《唱响中国》；东南卫视引进《超级合唱团》的模式，打造《欢乐合唱团》……它们能否成功？这取决于能否超越单纯的模式竞争，能否在生产机制层面进行深度碰撞，由此再反身寻找、思考与践行具有本土特色的竞争路径。 　　婚恋节目：“接地气”但不破底线 　　婚恋模式正红遍大江南北，其雏形是英国的《Take Me Out》。但无论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还是浙江民生休闲频道的《相亲才会赢》等，它们的热播和热议，绝非模式原版的优劣所能决定。若深入解释，它们满足了波特“五大作用力”中“客户”（电视观众）和“供应商”（节目嘉宾）的诉求，它们接上了前述二者所处社会土壤的“地气”。为什么这样说？ 　　从常识出发，社会大众总要谈恋爱乃至谈婚论嫁。而在阶层流动性逐渐板结的中国转型社会，“门当户对”的传统思想，而非“速配带我走”的摩登观念，在适婚男女的婚恋行为中更为盛行。门当户对，就需要相亲，于是，婚恋模式在中国被称为“相亲节目”就不足为奇，“相亲节目”的热播热议也就更好理解。 　　诚然，无论是作为普通观众还是业内人士，笔者都明白：在大多数“相亲节目”的“中国式生产”中，“真实性”是个伪问题——有真有假、亦真亦假。在认清此现状的前提下，一味的道德批判将陷于虚妄的。一方面，哪怕知道节目嘉宾是假的或半真半假，电视观众依然喜欢看，虽然边看边笑骂、边看边打假，毕竟，这一模式起码“接地气”。另一方面，道德不能约束的问题，可以通过生产机制的提升来解决——这更是本文关注的。 　　从生产机制的理想状态来讲，如果一档“相亲节目”有足够的制作者人数，这些制作者有足够的制作档期，在这些制作档期中又特别留出寻找、鉴别节目嘉宾的充裕时间，并在寻找、鉴别的基础上尽量兼顾真实、出彩的标准。那么，主动造假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