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文化视角的迁移.docVIP

[文章编号] 1671—8178（2003）03—0035—06 略论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审视的嬗变 周水涛 （孝感学院 中文系，湖北 孝感 432000） [摘 要] 文章从3个方面讨论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审视的嬗变：在70年代末至1984年这段期间内，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审视经历了一个从促狭的政治文化视域到开阔的文化空间的过程；文化寻根思潮的兴起促使乡村小说创作完成了由政治视角到文化视角的转换；在文化寻根思潮消退之后，乡村小说的文化审视由视角的迁移变为文化透视的深化. [关键词] 乡村小说；文化审视；文化视角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新时期的到来为乡村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在文化转型的促动、外来文化的激发、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学自身的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乡村小说的文化审视经历了一个由政治文化视角到一般的文化视角、由文化视角的平面位移到文化透视不断深化的过程。本文将从3个方面讨论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文化审视的嬗变问题。 一 从促狭的政治文化视域到开阔的文化空间 在70年代末至1984年这段期间内，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从促狭的政治文化视域到开阔的文化空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乡村小说由无意识的文化展示到有意识的文化观照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大致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一）不自觉的文化展示 历史与时代决定了70－80年代之交的乡村小说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政治文化”[1]这一视域之内。然而，由于“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激发和1978年秋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促动，作家们的思想逐步解放，视野日益开阔，因此，当他们根据一定的政治伦理观念和政治价值标准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政治的思考与审视时，他们可能跨越政治文化的界限，不由自主地进入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从而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更加深沉的文化思考。这是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文化超越。这种文化超越在70－80年代之交的乡村小说创作中主要表现是：在既定的政治文化视域范围内进行开拓时，作家“不经意” 地超越政治文化的疆域界限而进入一个较为开放的文化空间。例如，《剪辑错了的故事》的主要意旨是揭示极左农业政策对乡村的冲击和追寻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但交叉对比的手法拓展了作品的思维空间，使作者对极左政治路线的理性思考过渡到对深沉的历史内涵的审视；《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由对一个刚刚结束的荒谬时代的反思，自然地进入了对民族生存方式、生存秩序的观照。 （二）文化意识的觉醒 笔者认为，文化意识的觉醒始自80年代初。从创作于80年代上半期的乡村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创作主体的文化意识的逐步自觉、创作的文化重心逐步迁移两大倾向。 一是政治意识的淡化。所谓“政治意识的淡化”，主要指反思建国后的乡村生活和歌颂新时期的新局面的作品的政治色彩的淡化。这两类作品的政治色彩的淡化具有不同的表现。对于反思共和国历史的作品而言，其政治色彩的淡化主要表现为：特殊的政治生活或场景的展示由作品的“前景”逐步转变为“背景”，或者由描写的重心变为描写的陪衬；例如，在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张铁匠的罗曼史》中，展示极左农业政策对乡村生活的冲击、谴责特殊时代的弄潮儿对农民的伤害是作品的描写重心，而在后来的《流泪的红蜡烛》、《寻找》等作品中，农民在“拨乱反正”之后的新生活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而对过去的极左农业政策的批判与反思则成为一种参照性的背景出现。对那段特殊的历史的展示与反思，由“前景”变为“背景”，这一变化意味着部分作家的艺术关注正在远离那段充满政治内涵的特殊历史而向现实迁移，也意味着作家们愤怒激昂的政治情绪开始被平和的艺术思考、艺术观照所代替。这一变化也是作品的政治意识逐步淡化的过程。对于歌颂新局面新气象的乡村小说而言，政治意识的淡化主要表现为由对“党的改革政策”的赞颂转变为对农民精神世界的揭示。例如《河的子孙》、《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又是桃李花开时》、《燕赵悲歌》等作品真实而深刻地展示出农民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同问世较早的《乡场上》、《赔你一只金凤凰》等作品一样，这些作品也认同主流意识、赞颂新的农业政策，但它们更注重农民的思想观念、文化心态的变化与“改革开放”的联系，更注重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这一创作变化意味着作家们的思考由浅表的政治文化层面逐步转向比较深沉的、开阔的文化空间，“政治意识的淡化”是这种内在的变化的外在表现。二是对乡村生活的审视与观照从单一视角转向多视角。进入新时期之后的头几年中，乡村小说创作主要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出发而展开描写，许多作品都具有浓厚的政治文化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创作局面在80年代初开始发生变化，乡村小说创作开始从不同角度或凭借不同的依托而反映乡村生活。例如，《陈奂生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