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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早期英国文学作品中的“剽窃”问题 沈弘 从古代的朗吉努斯到十八世纪的蒲伯，作家们都异口同声地强调模仿和学习前人的作品是创作成功的秘诀。早期英国文学作品的作者也大都心照不宣地依赖于古典作家、早期教父和《圣经》等权威。由于“模仿”理论自古以来在西方文论中的盛行，以及现代社会对版权意识的增强，文学作品中借用或抄袭别人思想或段落的行为现已成为一个相当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当一部文学作品中出现这类问题时，人们一般会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要么熟视无睹，视其为突发奇想的戏谑文字，或拼贴作品（pastiche）中的一种合理使用，或古今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互文性；要么揪住不放，大做文章，指控作者有意窃取别人的知识产权。因而，为了对此做出公正的判断和准确的理解，我们往往有必要将一个特定的实例放到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中，用历史的观点来加以审视。本文将结合莱阿门、乔叟和弥尔顿等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品来讨论早期英国文学中这一特殊的敏感问题。 当我们刚刚接触到中古英语文学作品时，得到的最初印象是这儿的抄袭或剽窃行为恣意猖獗，有恃无恐。因为这一时期仍属于手抄本时代，人们转抄文学作品，并不须首先得到原作者的允许，而且经常对原作品任意修饰和篡改。例如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现存50多个手抄本在长度、内容和结构上都不尽相同，以至学者们不得不将它们分为A、B、C和Z等四种不同的文本，并在校勘时费很大的气力去区分作者的本意和转抄者的篡改。中古英语时期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常常是以拉丁语、法语和英语这三种不同语言的平行文本一起流传下来的，有时很难分清究竟哪个是最早的底本。例如《修女戒律》（Ancren Riwle）这部散文作品现存有14个手抄本和残篇，其中有八个是英语的，四个是拉丁语的，两个是法语的。中古英语作家不仅从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文学中任意抄袭别人的作品，而且也从古英语时期的前辈那儿广泛借用现成的材料。列在索翁（Thaon）名下的中古英语作品《动物寓言》（Bestiary）据信就是基于古英语的《自然哲学》（Physiologus），而后者又是根据更早的希腊语－拉丁语文本转译的。 莱阿门的长诗《布鲁特》（c.1200）中有关早期英国历史的传说，尤其是有关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说，绝大部分是根据旅居英国的诺曼诗人韦斯的一个法语文本《布鲁特传奇》（1175）改编的，后者基于一个更早的法语文本，即杰弗里·盖玛的《英国史》（Estoire des Engleis, 1150）。而盖玛的素材则可追溯到蒙默思的杰弗里的拉丁语著作《不列颠诸王纪》（Historia Regum Britannia, c.1135）。亚瑟王的传说很快就成了脍炙人口的诗体浪漫传奇故事，这恰恰是应了《布鲁特》中巫师墨林对于亚瑟诞生和未来命运的预言：“诗人们将竞相吟诵他的事迹，/ 行吟诗人将争着抒发他的心情感受”（9410－11）。莱阿门《布鲁特》中的那些故事在14世纪初曾被罗伯特·曼宁重新改编成另一部诗歌作品。到了14世纪末，考德威尔又将它改编成散文体的《不列颠诸王纪》。莱阿门作品中的许多单独故事后来都成了后人文学作品的素材。例如《布鲁特》中有关李尔王及其三个女儿的故事（1450－1886）被莎士比亚改写成了一部著名的悲剧，而有关高布达克国王的故事（1952－2018）则被托马斯·诺顿和托马斯·萨克维尔改编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悲剧，并于1562年在内殿律师学院专门为伊丽莎白女王上演。这类未经允许便擅自借用的抄袭行为，假如发生在今天，就很可能会涉嫌盗用知识产权，正如一位现代评论家所定义的那样，“假冒著作权，即窃取别人的思想成果，将其当作自己的作品来发表”。 福柯曾经宣称，中世纪作家满足于匿名发表他们的文学作品。然而像莱阿门这类中古英语诗人却并不因泄露自己的姓名，或承认和称赞其作品素材，而感到羞惭。实际上，他们有时急于用祈求权威的方式来证实其诗歌中荒诞的传说和浪漫传奇。我们知道中世纪作家往往将一些十一至十二世纪的箴言集冠于阿尔弗雷德王和加图的名下，其缘由就是后两者为当时世人公认的智者。德高望重的比德作为早期不列颠历史的一个权威，在《布鲁特》的卷首就被列为该作品的主要素材。取自该作品中的下面这个段落给我们提供了中世纪作家对于大规模抄袭或剽窃所持态度的典型范例： 莱阿门出门旅行，走遍了全国各地， 终于找到了可作为他底本的旷世奇书： 他选中了圣比德撰写的那部“英语书”， 第二部拉丁语著作出自于圣阿尔宾， 以及把基督教传入英国的圣奥古斯丁， 他作为自己全书蓝本的第三本书， 其作者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僧侣， 人们都称他为韦斯，其书精彩纷呈， 韦斯将此书献给了阿基坦的埃莱亚诺， 她是大名鼎鼎的亨利国王的王后。 莱阿门把这些书摊开在面前，并翻动书页， 满心感激地凝视着它们──愿上帝对他仁慈！ 他用手指夹住羽笔，用它在羊皮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