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义的复归 ——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新发展主义.pdf

摘 要   在西方比较政治学界，“发展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研究途径。不同于政 治发展国别研究，它特指比较政治学中盛行于五六十年代的研究范式，这种范 式强调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紧密联系，强调西方发展路径的示范作用。这一 主流范式在五六十年代鼎盛一时，于七八十年代衰落。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 以来，在民主第三波的影响下，发展主义又复兴了，被称为“新发展主义” 。 发展主义对于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意义是深远的。自七十年代经典发展 主义衰落以来，比较政治学界一直“群龙无首” 。尽管有作为替代的统合主义、 依附论，又有国家-社会关系路径、公共政策路径、理性选择路径、政治文化路 径等“后起之秀”，但二十多年间，比较政治学研究是由许多“理论孤岛”构成的。 新发展主义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卷土重来，是近二十年来比较政治学方法论领 域的重要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关注。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观察发展主义的演进脉络，有助于我们更好 的理解西方比较政治学界的方法论走向。中国比较政治学界对于李普塞特、阿 尔蒙德、亨廷顿等人的名字耳熟能详，但缺乏的是将这些人物及代表作进行勾 连和综合分析。通过本文研究发现，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经典发展主义代表人 物李普塞特提出了“发展带来民主” 的经典命题，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把 发展主义范式化，二人从命题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奠定了发展主义的基调，影响 西方乃至世界政治学界几十年之久。随后，在民主化的“第三波”后，李普塞特 重整旗鼓，其修正了的发展主义再放光芒。在“第三波” 的鼓励下，曾经给发展 主义致命一击的亨廷顿似乎也改变了立场，其“ 中产阶级带来民主” 的著名论题 也带有浓厚的发展主义气息。而将新发展主义研究更加复杂化的则是政治学的 一批后起之秀，其代表就是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和 John D. Stephens 。将这些人物和著作进行关联分析，可以看出发展主义根深蒂 固的影响力和思维惯性。  当然，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新发展主义与经典发展主义除了思维模式上一 以贯之的继承关系之外，也有诸多突破和改进。最主要的突破，缘于其对制度 主义理论资源的借鉴。新发展主义从旧制度主义那里借来了“制度、政治” 因素，   1 开始强调民主转型与巩固依赖的政治因素和中间机制，而不再简单概括为“经济 发展- 民主” 的乐观方程式；从新制度主义（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那里借来了“历 史、时间” 因素，强调历史与行为的关系、历史无效性与无规则性。这些都是新 发展主义试图还原事实真相的努力，研究更加“复杂化”，也更加成熟。 不过，新发展主义仍然难逃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其对政党、国家-社会关系、 冲突与分歧的认知都带有明显的西方烙印。那么，如何看待这一西方中心倾向 呢？第一，西方学者在考虑“ 民主的社会条件、民主巩固与转型的要素”这个问 题时，必定会或多或少带有西方人自己的主观色彩，以“强国家-弱社会”、选举 民主、多党竞争、权力分立为标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如 果在“ 民主”这个含义上与西方学者达不成共识，对发展主义的西方中心倾向就 将永远怀有警惕。第二，如果完全否认“ 民主” 的含义，则失去了学习人类先进 政治文明成果的机会。因此，比较理性的态度是，对于发展主义中不适合自己 情境（context ）的部分，有所放弃；对于某些历史上共同走过的经验和教训， 有所吸纳和借鉴。而对于新发展主义的贡献与局限，同样值得中国比较政治学 者慎思。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发展经验，应该能够给予新发展主义另一种 不同声音的回应。    2 Abstract Developmentalism is a crucial approach in western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Distinct from national research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