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近代财政制度的变迁(中国近代经济史-南开大学,龚.pptVIP

收入结构 一是田赋增收，主要通过税收附加形式，以及采用银钱折合比利肆意搜括社会财富；二是改变盐制，开征盐厘，增减盐税附加；三是开征新税，主要是关税和厘金。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清政府还大举公债，以外债为主。 财政收入数量结构的变化：间接税超过直接税，甲午前夕，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大体为40%与60%。辛亥前夕，间接税的比重上升到75%，直接税降至25%。单一农业税向农、工、商税并重多元化税制演变。 （二）北洋时期 增加财政收入的举措 首先是保留旧捐税，进一步加速开征新税，如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契税加征、车税加征、厘金加征等。任意加派旧税、不断提高税率，正税之外又有附加、摊派，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正税成倍增长，仅田赋一项，各地附加就有数十种，乃至上百种。 其次，举借外债，大量发行内债。15年中，共举借外债10亿元；发行内债61200万元。 财政支出：北洋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军费和债务费，要占支出总额的70-80%以上。 27 170.2 26 166.5 47 297.7 634.4 1925 30 150.6 26 128.0 44 217.2 495.8 1919 34 159.6 29 137.7 37 175.5 472.8 1916 32 116.0 28 98.6 40 142.4 357.0 1914 27 168.8 46 300.7 27 172.7 642.2 1913 % 数额 % 数额 % 数额 其他 债务费 军事费 岁出总额 年份 单位：百万元 （三）国民政府时期 财政收入 商业税收越来越成为财政收入的主道。1927-1927年，关、盐、统三税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三项合计占国家岁入的80%左右，如剔除债务收入，则占95%。抗战期间，关、盐、统三税大减，国民政府新辟直接税，把统税扩大为货物税，把盐税改为专卖及附加，形成战时新三税，基本占财政收入的50%以上，最高达89%。抗战胜利后，关税、盐税、直接税、货物税，成了中央税收的四大支柱。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除了税收，就要算公债了。 财政支出的主要构成：军费、债务费和政务费 军费支出占主要地位。1934年以前几乎占国家岁出的一半，最高要占88.4%，1936年为29.2%，是最低的。抗战爆发后，军费开支进一步增加，一般要占当年财政支出的60-70%。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军费开支急剧增加，1946年，全年军费支出占年度财政支出的59.9%，1947年占54.8%，1948年1至7月占68.5%（财政部的数据，明显偏低）。 * * * * 第七章 近代财政制度的变迁 一、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二、财政管理机构与制度的演变 三、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化 四、内债与外债的发生 一、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一）清代：集权—分权—争权 清代前期，集权体制：财权由户部掌握；税收由户部统一定制；开支由户部统一核销。 起运存留：起运是“凡州县经征钱粮，运解布政使司，候部拨用”；存留就是“凡州县经征钱粮，扣留本地，给经费”。 解协款饷：地方政府所征各项收入，先就本省情况存留，多余或不足由户部进行省级调控协拨，除了存留和协款外，地方剩余银两由地方悉数解司，中央政府严格规定解款期限和数额。 奏销制度：自基层州县至中央户部，按照留存、起运、拨用、余剩，逐级造册，如户部认为不符“部例”，则需要地方限期答复或重新造册。 库藏制度：户部银库为“天下财赋总汇”，各省布政司为户部的地方分支，是中央财政的地方专员。 集权体制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剥夺地方财政的一切机动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允许地方财政机动权的非法存在。 “前清旧制，财务之系统不明，中央拥考核之虚名，各省操征榷之实柄，中央需费，则取求于各省，于是有解部之款，有京饷之款，各省不足，又仰给于中央，于是有部拨之款，有受协之款，前后之丰啬不同，始而认解，继则截留者有之”。 清中后期：中央财权的下移 背景：清中叶始，内忧外患的夹击下，国家财政危机逐渐显露，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竭蹶不堪，财政出现失控、运转不灵，统收统支的一元财政管理体制已经名存实亡。于是，清政府只得允许各省官员自筹军费，以应付紧急需要，照例给予地方督抚等自筹军饷的权力。然而由于时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临时给予地方督抚的财权不仅未能及时收回，反而被长期延续下来。 督抚财政外销制：各省督抚藩司等把原由户部掌握的上报、下拨、奏销等权，变为自主或自行裁定的权力，体现了中央户部与各省督抚在国家财政内部争夺财权或重新划分财权。起自厘金、捐输等的实施，原由户部掌握的奏销制，变为重点奏效，进而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