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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浅谈张静庐的经营管理的文献综述 张静庐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上一位资深出版家。岁开始涉足出版业, 先后创办多家报刊, 分别担任过出版社、杂志社和报馆的编辑、主编和经理等职务, 经营过发行业务,与文学界、学术界及出版界同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著有《译文》 、《作家》 、《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在出版界二十年》和《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及续编、补编等。 作为近现代出版史上一位资深出版家而言，张静庐先生是一个出版商和编辑家而不是书商。出版业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文化。若要论一个出版家在出版事业上的成就，其所作的文化贡献和担当的文化责任应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他用自己的出版事业承载着思想利器，传播先进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维护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身处动乱之时的张静庐，不仅是引导阅读，服务读者、尊重作者，维护作者权益、编精品、特色图书的出版家楷模，更是时代的思想先锋。他担当了社会文化传播的传承责任和维护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张静庐先生的一生是编辑家的一生，更是出版家的一生。下面我就对浅谈张静庐的经营管理的研究进行整理，并作以下罗列。 关于张静庐经营管理 他所运用的经营管理方法，开创了出版界许多经营管理方式的先河。正是杂志这种不同于图书的载体在销售上的特殊要求，上海杂志公司一开始所运用的经营管理方法和探索出来的成功经验，至今依然是杂志经营者们取胜的不二法门。他许多经营管理的方法都是受到当时的大背景或自己亲身经历的启发而想出来的，对于我们研究明国时期出版界的发展特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当时出版界融资的方式，大致不外乎以下几种途径：第一，募捐；第二，邀股；第三，办读书储蓄会；第四，办读者俱乐部；第五，预约出书。 张静庐除了读书储蓄会没有办过外, 其余的几种, 都有不同程度的尝试。 沈松泉在《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出版史料1991（2）中就提到，“由光华书局和张静庐出面在一家春西菜馆请了一次客, 邀请一些主要是静庐认识的工商界朋友,请他们对光华书局投资,连捐带募,筹集了一二千元钱”。 在《申报》1931年6月8日广告中可以发现，在经营上海联合书店的一年多时间里，张静庐就举办过儿童读书会。其运作形式就是读者预先交纳一定的会费后便成为会员, 出版者除了给会员购买本出版社的书一定折扣外, 还对某些特定书目予以大幅度的价格优惠。 预约出书是当时出版界普遍采用的融资方式。吴永贵在《长于书业经营的张静庐》出版史料中就提到过，其程序是，出版社出书前, 在报上大登广告, 向读者广泛征订, 预收读者部分书款。读者交钱在先, 便可享受到出书后较高的价格优惠出版者让利在后, 便可鼓励读者多多预订, 既促进了图书的销售, 也免除了书款难收之顾虑。对于资金短缺的小出版社, 更是可以先借读者的钱造货, 真正可谓一举多得。 在人事管理方面： 在张静庐的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中自己写道，答应重回现代书局是有三个条件的：第一，内部的业务完全由我主持，试他可以放手去做；第二，公司的事业不能视为私人产业，广大股份，成立正式有限公司；第三，用人以人才为主，职员的进退须经过二人（张静庐和洪雪帆）事前的同意。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对于现代书局之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在人事管理方面，养成了各部门自动的原则，尽量让各部门的同事发挥自己的才干，用人标准从来都是只看能力不看“面子”。通过这次改革，同事们对自己所管的职务开始负起责任来，对所做的事情渐渐产生了兴趣，大大调动了现代书局员工的积极性。 在发行网建设方面： 旧时的书业行业规矩是“吃倒账,零售店欠账进货,卖后给钱,一年三节是双方结算的日期,信誉好的,尚能按时结算,信誉不好的,则是长期拖欠。你不催吧,可能永远‘千年不还,万年不赖”的呆账你催吧,全国各地,星星点点的这里本,那里两本,讨回来的钱可能连路费都不够。张静庐在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中,对出版人的这种无奈,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痛心的描述。 张静庐在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中提到，眼看北伐战争节节胜利,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 便与沈松泉一起, 特地到当时的革命前哨—南昌考察。南昌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以及对新书刊的强烈需求, 张静庐觉得有必要在南昌开设第一家贩卖新书刊的书店。当时的动机是, 一方面既受出版文化责任的驱使, 另一方面也觉得是商业机会之所在。 同时在《申报》1934年3月8号的广告中可以发现，包括为学校、学术团体、图书馆等机关单位开展外版书刊的代购代销业务为内地书店同业开展上海版书刊的配购批发业务等。 在同行业竞争方面，张静庐被排挤出现代书局，之后另辟蹊径，1934年开办了上海杂志公司，着力于期刊的销售，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有创意的经营措施，在出版社如林的市场上，迅速崛起，成就了他在出版事业中的一个高潮时期。 张静庐在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中提到，为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