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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身份——一个社会学研究的视角 柏 骏 摘要：“三农问题”是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 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身份问题。农民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国家制度性安排的结果。农民身 份所包含的责任远远大于所享受的权利，不平等和弱势是农民身份的特点。对农民的绝 对 剥夺和相对剥夺是社会产生冲突的隐患。农民身份的未来应是职业化、公民化，这同样需 要制度性的创新和安排。 [关键词] ：农民；身份；不平等；公民化；制度创新 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三农”问题。 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 局。 “三农”问题已引起政府、学界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 果多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鲜有从微观视角来研究。笔者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身份问题。本文试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农民身份”的演变、特征及功能。 一、过去和现在：农民身份的演变 “身份”（Status ）是社会学研究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和最系统阐述 “身份”概念的 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认为所谓 “身份”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的肯定和否 定的特权。它建立在如下一种或数种因素之上：⑴生活方式；⑵正式的教育过程；⑶因出身或因职 业而获得的声望。身份制就是建立在上述基础上的一套由法律、法规、规范认可的制度体系。1 按 照韦伯的界说，“农民”在中国社会就是一种身份，这种身份的形成是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新政权的领导人便面临着采取何种发展道路和管理体制 组织经济建设并迅速实现强国富民理想的选择。首先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即选择一种能够快速 而且直截了当地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发展途径。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起点很低，1949 年全国工农业 总产值只有466 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仅有66.1 元。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不满中国共产党的政 权，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中国的政策。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能否迅速发展 经济是关系到新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而发展重工业是唯一的选择。身份制是国家集中和动员社会 资源，协调社会流动的工具。对一个现代化发展较为滞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源相对匮乏 的社会而言，通过这种制度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统一，又保证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集中控制使用。 1 同时，大量农民纷纷涌向城市，城市人口增加，给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就业就学、住房、公用设 施等方面造成巨大压力，为了控制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实施工业化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 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56 年到1957 年先后六次做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的指示，采取 各种强制性措施不允许农民进入城市。1958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镇必须持有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 取证明，或者城镇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同时，在组织管理上开始实行农村人民公社制 度，8 亿农民被组织在5.23 万个人民公社，70 万个生产大队，5153 万个生产队里。用经济学家赫 彻曼的话说：“公社制下的农民既没有退出权，也没有喊叫权。他们能在体制内不是出于对集体的 2 人民公社制度更加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1964 年第一个迁移规定 忠诚，而是因为别无选择”。 正式出台，以严格控制乡城迁移 （农转非）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户籍制基本确立，同时，开始执行粮 油统购、统销政策在内的城市户口人员的生活物质计划 （票证）供应制度。1977 年，国务院出台规 范户口迁移的第二个规定，首次明确 “商品粮人口”和 “农转非”概念，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人口的 界限和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划分及其转换限制，是中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人为地把公民分成 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身份，对两种身份采取两种政策，在农民和市民之间形成了一道身份鸿沟。 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在空间地域上，而且在社会认同中建构了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