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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易成本看中国社会分配合理性对内需的影响 龙 斧 王今朝 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交易成本是价值创造和实现过程中除“生产成本”外的“附加成 本”，如计划、协调以及监督成本或制定和实施协议的成本等。由于现代社会分工细化、经 济结构复杂性加强、社会与经济相互影响程度提高（如对经济运行模式规范性的要求）或信 息不对称等原因，交易成本就会产生。作为一种经济学范畴，交易成本有其存在价值，但作 为一种经济现象，如果它到处生长，过度上升，或维持在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水平， 经济效益就会大受影响。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中，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保这些原来属于社会 福利的范畴转为或部分转为市场化模式，构成社会的核心消费领域。其运行模式中表现出来 的交易成本不仅从数量上看极大上升，而且在性质上表现出独特性。这种独特的交易成本从 根本上影响社会分配的合理性，并因此对中国内需市场的建立与扩大产生消极作用。从对比 角度看，由于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保的社会公益和民生属性，一些西方国家恰恰在这些领 域中采取政策和措施降低由市场化运行、管理模式引起的交易成本，从而达到加强社会分配 合理性的目的。因此，对交易成本、社会分配合理性以及内需市场相互关系的分析有助于中 国形成正确的扩大内需政策。 1、理论分析：核心消费领域里中国交易成本的特殊性 首先，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下的正常交易成本（如由劳动分工细化或信息等不对称引起 的交易成本）不同，中国核心消费领域内的一些交易成本具有不合法性，从而对社会分配产 生巨大影响。比如，中国房地产行业中出现的商家-政府-银行“三位一体”的运行结构产生 了独特的交易成本，其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官商勾结的现象不仅案例数量、金钱总量超过 其他所有行业，而且相比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独占鳌头。而这种巨大的交易成本 又以不合理的高房价形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种为了交易完成而发生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 “附加成本”一方面以“利益交换”为特征，另一方面以广大消费者为转嫁对象。二者的结 合就形成了一种超常的、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一种 隐藏但又带有强制性、不公平性的社会再分配形式。它实质上是社会分配通过权力和关系让 价值创造过程的成本不合理增加，让“消费者剩余”转为商家的利润和贿赂的资本，并极大 降低消费者在住房外的其他正常消费能力和愿望。在这个以权力和金钱为特征的价值交换产 生的社会再分配形式下，官商利益集团受益，其代价不仅是广大消费者利益受损，不仅是中 国合理消费需求受到直接抑制，而且是经济可持续发展、GDP 合理增长的丧失。 其次，同样中国独有的是，在“合法”但不合理的核心消费领域交易中，消费者实际支 付价格与其所购买“商品”的“自然供给成本”（反映商品真实生产成本）之差构成交易成 本。比如，鉴于医疗的市场消费性质（必需、必要、必然性），谁能够拿到这种由原来社会 福利范畴转为私有化、市场化、商业化、利润化的销售环节（无论是批发还是零售），谁就 能够在这种不合理的交易中获取利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社会分配结构问题，本身就存在 社会分配不合理问题。而一旦商家获得这种权力（比如工商登记许可），在商业化运作下， 商业利益使药商、医疗器材商等供应商与医院、医生中间产生“流通环节”，使医院和医生 之间产生流通环节；使医生和病人之间产生流通环节。结果，在使用哪个厂商的药品上，在 购买哪个厂商的医疗器材上，在建造怎样标准的病房上，在病人用药是用公费药、半自费药 还是全自费药上，在病人是手术治疗还是保守治疗上，在住院还是不住院上（谁有消费实力、 谁享受病床或有限的专家资源），在诊断过程中要做哪些“必要”检查上，在医院药房药品 定价上，在医疗事故处理上，产生了无数的流通小环节，因而产生了交易成本。如此交易成 本的发生，不是因为最广大患者（即最广大消费者）必需某些服务（因而表现出不合理）， 1 而是因为消费主体在实现自己目的的时候不得不承担与自己目的无关的额外支出（因而表现 出社会分配的强迫性）。这种交易成本越高，患者家庭用于其它消费的支出就越少。而如此 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无疑就是因为社会分配创造了一种从社会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移收 入的机制所致。与医疗领域类似，在教育领域，双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