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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性质、高管薪酬与代理成本 黄福广 李广 李西文 摘要：高管薪酬是企业对高管进行激励的常用手段，有效的薪酬契约能够激励高层管理者 努力的工作，从而可以降低代理成本。企业的产权性质不同，薪酬激励的作用也会不同，高 管薪酬契约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本文利用中国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两 类产权性质不同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代理成本负相 关，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代理成本正相关，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最终控制 人的行政级别与代理成本负相关。本文的贡献在于整合了薪酬契约理论与代理成本理论，从 产权性质的视角，揭示了在中国情景下，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同时 考察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行政级别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薪酬契 约理论，为我国上市公司激励高管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产权性质；现金薪酬；行政级别；代理成本 一、引言 契约理论认为,代理人以自己的利益为主，这样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不可能始终保持 一致；委托人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就会采用激励措施，激励代理人，如果激励充分， 就会大大降低代理成本。企业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实体，公司治理是实现企业目标的 重要手段，而代理问题则是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高管的激励与约束作为公司治理 的内部机制在解决代理问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高管薪酬是对高管进行激励的常用手段（吕 长江、赵宇恒，2008）。 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其经理薪酬决定机制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会对薪酬激励的有 效性产生影响（辛清泉、林斌、王彦超，2007）。在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则 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民营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地为自然人或家 族；这两类企业的产权性质不同，薪酬契约内容也会有所不同，从而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也会 有所差异。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 府的行政干预，政府在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薪酬上实施了管制，行政干预引致的企业价值最大 化以外的多重目标通常可以在管制者可以承受的成本范围内被观察到，以行政为基础的考核 指标自然需要以行政为依归的激励措施，譬如政治晋升等 （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2005）。 本文把以行政为依归的激励称之为行政激励。但是，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不受 行政限制，薪酬可能成为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有所不 同，有的为国务院国资委或其它各级国资委、政府等，可以看出最终控制人的行政级别也有 所差异，行政级别不同，高管政治晋升的可能性与效价也会不同，根据激励理论，从而产生 1 的激励效果也会有所不同。 以往的学者在研究高管薪酬与代理成本的关系时，把我国上市公司作为整体来研究，同 时有关高管薪酬与代理成本研究的结论也不一致。本文的研究与以往学者研究的不同之处在 于，我们考虑到产权性质对高管薪酬与代理成本关系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中国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最终控制人行政级别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本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于，在中国情境 下，从产权性质的视角考察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同时考察中国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行政级别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进一步扩展了薪酬契约理论，为我 国上市公司激励高管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中的产权性质是指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即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是国有还 是民营。高管是指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群体，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向他们汇报工作的高 级经理，比如财务总监等。高管是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负责整个企业的计划、组织、 领导与控制等工作，对于企业的管理拥有很大的决策权与控制权。在国外，高管薪酬通常包 括现金薪酬，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等。但是我们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近年来才开始实施 管理者持股和股票期权计划，而且持有量普遍还比较低，因此当特指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 酬时指的是高管现金薪酬（江伟，2008）。Jensen and Meckling（1976）把代理关系定义为 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委托人雇用代理人代表他们进行活动时把一些决策权交给代 理人；把代理成本定义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证支出和剩余损失的总和。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