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安徽建筑大学.docVIP

世界政治格局中中日关系的多维思考 事件回顾 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中国拖网渔船发生碰撞。 据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海上保安厅接报后派出了另两艘巡逻船“水城”和“波照间”。他们在现场反复发出停船命令并进行追踪。下午1点前，6名日本海上保安官在日本领海之外的海域登上中国渔船，使其停止航行。日本海上保安厅7日夜间决定，计划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逮捕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同时还以涉嫌违反《渔业法》(逃避登船检查)为由展开调查。 　　9月10日：冲绳县石垣简易法院批准拘留船长10天。 　　9月13日：日本海上保安厅释放14名中国船员 　　9月19日：日方宣布扣押中国渔船船长时间延长10天 　　9月24日：日本决定放还所扣押我国渔船船长 自从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9月7日在钓鱼岛附近发生撞船事件后，日本民间掀起反华情绪。多家华侨学校接获日本右翼分子的电话或电邮恐吓，扬言引爆炸弹或袭击华人学生。 中日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出现反日活动，而日本也出现反华现象。在日方放还中国渔船船长后，更出现持刀在首相府抗议，以及两个中国总领事馆被扔冒烟筒的事件。 随着日方宣布决定放还中方船长，中日因“钓鱼岛撞船事件”引发的双边关系危机进入了另一层面。这一危机，过程中充满了剑拔弩张，中国官方及民众均表现了不可妥协的态度，日本处理事件的策略，都为日后处理中日紧张关系提供了样本。 第一阶段：中方与日本反复交涉 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方第一时间登船，并扣押船员，随后不及即宣布将起诉船长。中方此后多次与日方交涉，反复提抗议，不同层级多次约见日本大使，但日方不为所动，坚持扣押中方船长，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危机 第二阶段：中方采取对日反制措施 日方对于中方各种形式抗议的无视，致使中方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物理反制措施。中方的反制措施主要集中于暂停交流活动、施加经济影响等，如中方已经暂停双边省部级以上交往,终止了双方有关增加航班、扩大中日航权事宜的接触,推迟了中日煤炭工作会议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让日方感到压力。 第三阶段：温家宝对日明确表态 日方有恃无恐的态度背后来源于美日同盟的支持。温家宝到纽约参加联大，利用和当地华人华侨见面讲话的机会，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中国渔船的船长。他说日本方面要为目前的中日关系的局面负全部的责任，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是因为日本方面一直对中国的要求是置若罔闻。这番话不仅是代表中国最高层对日本施压，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钓鱼岛“一船激起千层浪”。为什么一个被搁置多时的小小岛屿，会引发中日两大国之间如此剧烈的冲突？这是周期性的现象吗？如果是，那么内在规律是什么？中日之间为什么总有不确定的变数且总是失控？如果再将视角拉长一点，中日自近代以来，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是类似“搁置争议”之类的政策纠纷，还是遇到纠纷时双方的互动机制及感情不调，或是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及国际背景等战略上的矛盾？这些问题是否有“解”？ 首先应对中日关系有一个基本定位。平心而论，中日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利害冲突。今天的中日关系，即使不是历史最好时期，也是较好时期。与近代的战争或冷战时期比，现在的局势远没有那么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矛盾及困难的严重性，而在于我们双方至今经历多次波折，还没有找到一个解决困难及矛盾的方法或机制。或者更明确地说，是我们双方还没有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及面对困难的复杂性。 中日关系至关重要，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一、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一是政府高层、经济界、学界、媒体与民间对中日关系，似乎都有不尽相同的感受。从过去的“以民促官”到“政冷经热”，再到“政暖经热民冷”以及媒体的特殊作用，这次钓鱼岛风波中各方态度的微妙差异等，都表明各方的认识虽相互影响，但都很难替代，需要展开一场更透明的全民沟通运动。 二是中日之间矛盾的复杂性。中日之间困难如云，问题如山，需要进行分类定性，确定其共性与个性，尤其要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例如什么是底线或核心利益？什么是重大障碍？什么是一般纠纷？什么可以搁置？如何搁置？钓鱼岛问题属于什么定位？ 三是中日关系面对变数的复杂性。中日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的错位变化，今天双方都处于国力剧变之际，都在努力走向政治大国，各种利益及内外政策转型交错重叠。单一性政策评估双方每天都在做，但综合统筹性的评估明显不足，这也是这次钓鱼岛失控的原因之一。 四是国际及多边环境的复杂性。仅这次钓鱼岛，就涉及中日、中美、日美、两岸、日台、美台等六对双边关系。而且两岸联手对付美国或日本、日美强化安保遏制中国、中日不做美国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