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理性：基因-谜米协同演化的视角.docVIP

认知理性：基因-谜米协同演化的视角 李华芳( 摘要： 对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博弈者的核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结果表明，“公平感”嵌入在脑区结构中，脑区结构通过基因得以遗传下来。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追求公平感的策略并不符合汉密尔顿法则，即基因遗传最大化的模式，但却依旧未被自然选择过程所淘汰。而布莱克摩尔法则，即谜米传播最大化的模式可以很好解释追求公平感的策略为什么会被保存下来。而追求公平感的策略作为调和哈耶克理论内在紧张关系的认知理性的典型代表策略，从基因-谜米协同演化的视角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 关键词：认知理性 公平感 博弈策略 基因-谜米协同演化 一、认知理性何以重要？ 对“哈耶克命题”（Viktor Vanberg，1986，1994；Vernon Smith，2003；顾自安，2008）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的隐含冲突之间，认知理性（Cognitive rationality）可以充当一个协调的作用，从而调和哈耶克理论的内在紧张关系（黄凯南，程臻宇，2008；李华芳，2008，2009）。而所谓认知理性是指：1，该理性的认知来源于基因遗传和后天习得；2，该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3，由于该理性部分依赖于后天习得并且是有限的，因此必然依赖于周遭环境，包括与自然和他人的互动；4，该理性的形成内生于“基因-谜米”协同演化（gene-meme coevolution）的过程。这一认知理性的概念，相比于建构理性而言，增加了基因遗传的演化视角；而相比于演化理性而言，又强调了学习的有意识性；并且认知理性还内生于基因-文化协同演化的过程，避免了“演化之中有建构”的观点所忽略的“演化本身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李华芳，2009）。 尽管指出认知理性来源于或者说内生于“基因-谜米”协同演化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究竟如何展开，包含多少环节和步骤，具体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拟以对公平感的认知为例，对“基因-谜米”协同演化做一分析，并解释这一协同演化对认知理性的影响，从而使得认知理性能作为哈耶克关于理性和自发秩序理论的一块基石。 二、公平感的演化 要解释“基因-谜米”协同演化过程，并非易事。而与“公平感”的相关经济学研究能够将经济学上的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等概念结合起来。对与公平感密切相关的最后通牒博弈和利他主义等的研究从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来分，可以大致被划分为三类：一类是人类学和经济学实验数据，第二类是脑科学数据，主要是利用脑成像技术尤其是fMRI技术对不同决策下脑部成像的数据进行研究，第三类是计算机模拟和仿真数据（汪丁丁，2008）。 （一）最后通牒博弈实验 对建构理性构成一定挑战的是“最后通牒博弈实验”（ultimatum game）的相关结果（Henrich等，2001；Sanfey等，2003；叶航、汪丁丁、贾拥民，2007；李华芳，2008，2009；）。Henrich等（2001）在15个小规模社会中进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该实验要求两个行为人对一定的利益单位进行分配，假定利益单位为100。行为人1提出分配方案（x，y；x + y = 100），行为人2有权拒绝行为人1的分配方案。如果行为人2接受行为人1的分配方案，那么分配结果是（x，y）；如果行为人2拒绝行为人1的分配方案，那么分配结果是（0，0）。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认为，即便x∈（0，1），行为人2也会接受行为人1提出的分配方案。但与传统经济学的假设不同的是，结果表明分配均值处于26%和58%之间，也就是说，行为人会考虑分配方案的“公平性”，尽管在不同的文化中，其公平的程度可能是不一样。 来源：Sanfey等，2003。 Sanfey等人（2003）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对于不公平的可接受程度，Sanfey等分别检验了计算机程序和人在面对相同分配方案时的选择，结果发现在（70：30 ）–（ 50：50）之间，人机接受的程度都是一致的。而在（90：10）-（80：20）之间，人类的接受程度要比计算机程序减少约30%左右。例如，有近40%的可能性（90：10）的方案会被人接受，但计算机程序接受的比例则接近70%。计算机程序无疑更接近理性计算，Sanfey等的结果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人类相似的脑神经系统的结构对行为的确有一定的影响。 来源：Sanfey等，2003。 Sanfey等（2003）的结论表明，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对左右脑都有影响，并且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与情感和认知相关的脑区都会被激活。激活的区域分别是与情感相关的前脑岛（anterior insula）和与认知相关的右脑背外侧前额叶部皮质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大部分基于fMRI对不同博弈框架下人类行为的脑区反应的研究，重点在于探究理性决策的脑科学根据。但这一类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