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docVIP

?任何事物都是在小学数学教学论文/xxsxjxlw/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史学亦是如此。我国史学从它萌芽之初，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直书”与“曲笔”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治史方法很不谐调而又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始终伴随着史学发展而存在，并由此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种普遍存在的史学现象。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朝代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激烈，这一史学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是“直书”与“曲笔”对立、斗争的史学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因此，探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直书”与“曲笔”对立、斗争的具体情况，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 一? ? ????在魏晋南北朝，尽管曲笔隐讳的史家在歪曲和捏造历史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由于每个史家的社会经历、既得利益、个性气质各不相同，各人曲笔隐讳的方式、程度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迥然有别。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形：? ????（一）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不敢秉笔直书。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把史学作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工具。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每每要求史家粉饰太平，隐恶扬善。一些史家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不敢据事直书。如西晋史家陈寿，早先在蜀之时，曾因“质直”不肯向权宦屈服而备受挫折。吃一堑，长一智。入晋之后，格外“聪警敏识”。他慑于司马氏的赫赫权势，特别是目睹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现实，不禁不寒而栗。他撰《三国志》，以免遭到司马氏政权的残酷迫害，采取曲笔回护手法，为魏晋统治者隐恶溢善。如高贵乡公曹髦本为司马昭之党羽成济所杀，但《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只说：“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且载一司马昭的奏议。这样，在陈寿笔下，司马昭这一弑君之罪魁祸首俨然成为讨贼的功臣。清代赵翼曾愤然指出：“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也。”［1］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一点是，陈寿撰《三国志》之时，曹魏政权早已覆没，他为何又要替曹魏政权回护呢？这是因为，魏晋之际是一个篡夺相承的历史时代，而司马氏篡魏，与曹魏篡汉，本是一脉相承的。既要为晋隐讳回护，就不能不替魏回护。陈寿用心可谓良苦。一部《三国志》为魏篡汉、晋篡魏之事竭力隐讳，曲尽袒护。仅就魏、蜀之间的战争而言，凡属魏取胜者则大书特书，而蜀汉的几次胜魏却只字不提。又如司马氏兄弟包藏祸心，残戮忠良，毋丘俭、文钦率兵予以讨伐，当是应受表彰的魏之忠臣，但陈寿为了袒护司马氏，却说他们造反。? ????（二）屈从于个人名利而不愿秉笔直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类史家在他们有限的人生中总是不肯放弃对金钱的追逐、荣华的窃羡和享乐生涯的留恋，为了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禄，他们不惜对本朝统治者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凡所撰著，一意按统治者的意图行事，对本朝溢美隐恶，于敌国肆意诋毁，歪曲事实，篡改历史。南朝宋史家沈约一生“自负高才，昧于荣利”，政治上的欲望从未消减。为了跻身政坛，享受高官厚禄，凡事处处逢迎主子意图。他早先曾投靠文惠太子（萧长懋），本想借文惠太子称帝在政治上有一番更大的荣耀。不料永明十一年（４９３年）正月，太子病逝。沈约非常伤感，一年之中，登楼赋诗，求仙访道，表面上似有止足之志，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做官的愿望。永元三年（５０１年）十二月，齐雍州刺史萧衍率军直抵建康，杀东昏侯，执掌朝政。就在萧衍篡代之势已成而尚不敢冒然称帝之际，沈约挺身而出，为萧衍出谋划策，终于使萧衍代齐自立。在沈约的导演下，完成了一场禅代丑剧。因此，梁建国以后，沈约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正由于这些，沈约撰《宋书》，从自己的功名利禄出发，大肆颂扬豪门士族，凡属达官显贵者，必为之作“佳传”，立“美名”。对有些王侯、大臣如刘裕、萧道成的篡位弑君，曲意回护，对一些被皇帝枉法诛戮或赐死的诸王、大臣，不如实记其死因，而书以“薨”、“卒”。仅就本纪而言，许多重要历史事实的真相被掩盖与歪曲。特别是沈约处于宋、齐革易之际，身事两朝，既要为宋回护，又要替齐隐讳，更使历史事实乖违颠倒，混淆不清。实为篡夺，却书以“禅位”；正直之士反对权臣为非作歹，而冠以“反”、“叛”之名；阿谀拍马之流起兵助权臣者，反曰“起义”。一切唯主是从，俱无事非标准。? ????南朝齐萧子显身为南齐宗室，极端的功利主义促使他编撰的《南齐书》充满了曲笔不实之辞。他从本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对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宁愿舍弃史德曲笔处理，以博得最高统治者欢心。尤其是对其祖先极尽曲笔回护与溢美颂扬之能事。如对其祖父萧道成指使王敬则勾结杨王夫弑宋苍梧王刘昱一事，不予记载。又如为了抬高其父豫章文献王萧嶷的地位，为之作正史列传，置于文惠太子传之后，本无多少事例，却洋洋洒洒，铺陈粉饰至九千余字。至于《南齐书》对宋、齐革易之际史事的记述，曲笔更多。一场尔虞我诈、干戈相交的“易代之战”，在萧子显笔下竟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逼夺之迹。正如宋王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