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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写作与文学性写作之间的串联 语文教育领域存在钟摆效应。上世纪90年代，全社会发起一场声讨语文教育弊端的世纪末大讨论，矛头直指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理性主义倾向；新课程改革初期，语文教育人文性的一端得到重视，工具性被压制；近年，随着课改的深入，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教学以及相应的传统教学法的合理性的一面重新引起人们重视（比如李海林提出的语言训练说[1]，丛立新重倡讲授法[2]）。这种情况表明，语文教育无论怎样改革，始终是围绕它的两个基本目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展开的。这如同钟摆始终围绕它的中心点而存在一样。作文教学亦理当如此，应围绕实用性写作与文学性写作展开，二者不可偏废，从而体现语文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结合。 一、作文教学领域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近年，作文教学领域出现一股不好的思潮，即强调作文教学实用性的一面时，以牺牲文学性写作为代价。如《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文科·课程标准实验版）》提出“能写论述类、实用类和文学类文章”的作文要求，即招致倪文锦先生的反对，倪先生认为“把写作文学类文章作为高考语文的必考内容并不是很合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就大多数学生的实际写作水平来说，他们距离能够进行文学创作的要求尚有很长的路程要走”。[3]换言之，倪先生认为中学生的作文是不能称得上文学性写作的，是不宜强调文学性写作的。《中国教育报》2009年6月26日刊登魏小娜老师的《作文教学，请冲破“真情实感”的藩篱》一文，该文反对作文教学的“真情实感”要求，认为真情实感“把作文教学引向偏狭的路子”、“‘不可教’的路子”，“真情实感属于‘弱’表达能力”，真情实感类的写作本质上属于“一种很浅层面的粗糙思维”，在体现语文的重要的交际工具的课程性质时，“显得很苍白”。同一意思，魏老师发表在《语文建设》2010年第3期的另一篇文章《认知写作：开发作文教学内容的新尝试》再次加以强调。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澄清。 中学生的作文距离文学创作或文学性写作究竟有多远？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明确提出，学生课堂内外训练的大量记叙文可以定性为文学性写作[4]。他们所写的记叙文不同于论说文等实用文体。论说文等实用文体强调说理与论证的周详严密、信息传递的准确无误，体现为典型的工具性；记叙文强调写作者主观情感的投入，这正是学生习作“文学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学的本质与情感语言的运用是一体的。”[5]202瑞恰兹亦说，科学语言在于“参证”，而文学语言在于“情感”。[5]215学生的记叙文从本质上看无疑使用的是文学语言，所以他们的习作理所当然是文学作品或不太成熟的准文学作品，故考试大纲要求学生会写文学性文章并无不妥。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7～9年级写作目标中有“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6]178的要求；《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表达与交流”的要求中有“表达真情实感”、“感情真实健康”[7]9的表述。在教师们的教学实施活动中，也常常自觉地将“真情实感”作为学生写作练习的重要评价标准。可以说“真情实感”的写作要求早已深入人心，只不过“真情实感”的表达并不等同于“写真人真事”。必须承认将二者混为一谈是不少一线教师在进行作文教学时客观存在的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真情实感”倡导的是写作者的情感真实，并不囿于生活真实。情感真实是文学叙事的一个基本要求。学生在写记叙文时，强调主体情感投入，亦即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的要有“真情实感”。“真情实感”是一种作文态度，即要求为文要真诚。以此为前提，可以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为基础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也可以完全虚构情节来表现内心对世界的认知。这样的作文方式路子非常宽广，并不“偏狭”。同时，真情实感类的文章并非不可教，恰恰相反，写好真情实感类的文章或文学性文章，得好好下工夫教、下工夫学。魏老师引陈果安教授的一段话欲证明议论文、说明文“需要专门训练”，抒情类、记叙类的写作靠生活积淀即可轻易写成，不必进行“专门化训练”。殊不知陈先生的一句话“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写作是要从事专门的训练的”中的“绝大多数情况”指的正是绝大多数文学创作[8]，并非魏老师所说的实用性写作。真情实感类的写作也不是一种“弱”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很浅层面的粗糙思维，并不只有感悟。真情实感的写作同样需要理性思考，需要理性思维。事实上，文学不仅表达主观情感，也表达对生活的理性认识，努力反映现实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揭示对生活某一方面的本质规律的认识。因此，文学创作虽以塑造文学形象为基本任务，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点，但作者在形象构思、语言淬炼、谋篇布局以及题材的提炼和挖掘上，同样需要抽象思维和逻辑判断。所以强调有真情实感的文学性写作并不会导致“学生主观抒情有余，理性表达不足”，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