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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重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域融入和城市适应 周明宝 （浙江外国语学院讲师、浙江省青年研究会理事） 重庆新生代农民工概况 重庆农民工弃农倾向明显：他们很多人认为，即便外出可能找不到工作，也比困守在农村要强，外面还有挣钱、发挥人生价值的机会，单纯的农业生产是很难满足农民工经济利益的需求的。 流动大军助力城市发展：从2007年到2009年，重庆市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108.4万人，累计转移人数增加到814.7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资源的54.1%，农民人均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44.7%。 文化程度偏低报酬少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民工离得很近，但了解却模糊。他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重庆农民工调研报告通过调研得出结论，他们主要以20～4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男性人数多于女性。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了总样本数的88%。 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使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往往只能选择工资相对较低的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体力劳动岗位，并大量集中在个体、民营企业中就业。他们外出务工的流向主要集中在东部和西部，中部较少。 他们年收入水平集中在15000元左右，低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24721元的年平均劳动报酬，只能满足自身在城市中的基本生活。外出务工收入是他们收入来源的主体，农业生产收入占极小的比例，占调查总样本76.1%的农民工甚至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问题的提出 重庆市如何围绕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务经济发展壮大作出积极的探索？ 在中国非城即乡的格局下，重庆市如何加紧建立健全统筹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相应制度？如何国民经济的全局意义出发，探索和做好“城乡统筹”的改革试验？ 重庆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如何在公平和自由流动的视角中有机地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金点子摘要 本文的研究旨趣指向青年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城市适应与身份认同问题。 文中以多个指标为认同维度，集中分析了滞留型青年农民工在城市场域空间与身份认同（尤其是自我心理认同）空间上的非重合性；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探求一种促进青年农民工的心理认同空间和新的城市场域空间相协同的机制，以使青年农民工在城市适应、城市融入的继续社会化过程中顺利地完成身份认同的重新构建。 笔者认为，认同是相互的，一种认同的构建是个体在心理上与自己和“重要性他人”反复对话、识别和定义的结果；青年农民工在主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性”在潜移默化中形塑着他们的群体性格，使他们逐渐模仿、习得城市生活方式，内化新的行为规范； 与此同时，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行动也在细微地触动着城市社会文化的微观机制。在这种摩擦性互动中，对待外来移民的“陌生者”通常有三种模式，即同化、排斥和共生； 共生是一种追求异质者积极共存的理想类型，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是不同生活方式的相互包容;因而求同存异的共生是青年农民工重构身份认同，实现身份转变的理想模式。 一. 引 言 目前学界关于入城青年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主要有三大分野，即推拉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和主体 —— 实践论；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护、政治参与等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内部分层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流动成因、流动模式、流动障碍（尤其是户籍制度），农民工生活社区如“城中村”研究等方面。 这些研究大多是以静态的视角去分析动态的流动行为，并且预先把流动过程截成三段，对进城前、进城中、进城后流动人口状况分别作局部、独立的研究。这种研究具有时延上的缺陷，并且缺乏全局性、整体性的理论关照。 笔者试图从文化适应和社会身份认同的研究视角切入，以弥补目前相关研究的理论缺憾和研究方法不足。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在： 家庭式流动； 长距离流动； 外出动因的变化：“生存型”转向“生活型”，从“挣钱”预期到外出“挣钱，见世面、谋发展” ； 流动方式的变化：城乡两栖 连锁迁移 ； 阶层内部分化。 二. 研究背景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和城市适应的过程中，在角色转换与身份转型上出现了错位分离,这导致了他们在新的城市场域空间与身份认同（尤其是自我心理认同）空间上产生了非重合性；正是这种非重合性阻碍了他们全面性城市融入的现实可能。 因此，要缓解农民工阶层的身份认同危机，就必须首先结合重庆人口流动的现实背景，从“认同”概念的界定和诠释入手，着手建构和分析农民工阶层的社会认同维度，并深入探究造成他们陷入认同困境之源，以期建立起促进青年农民工的心理认同空间和新的城市场域空间相协同的机制。 三. 农民工的四种身份 制度性身份：目前的户口市民化、同籍化举措只是解决了农民工阶层的行政性身份认定、政策准入和认同资格获得的问题； 除了制度性身份（经户籍制的认可，具有强制性）外，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