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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像與現實間走索 陳 黎 我在讀師大英語系時開始閱讀外國的文學作品，對文學有較開闊的認識，激發我嘗試去寫作。我中學時的心願是當律師，當新聞記者，或者當議員——我發現這三個工作都是「為民喉舌」。我從小就喜歡跟人抬槓、吵架。接觸文學之後，讓我能用比較委婉、含蓄而多樣的方式，去呈現內心的想法。在裡頭，人的憤怒、熱情、渴望、喜悅、哀愁等，獲得了較普遍性的呈現與沉澱。 這些年在國中教書，在小城居住生活，身邊的朋友常說，我的話十句中只能聽一句。也就是說，他們常常覺得我說的話不是「真的」。偶然又會出現一些檢舉信，指責我上課說「粗話」或「髒話」等等。我不知道什麼是說「粗話」或「真話」，我只知道，人生或上課是沉悶的，譬如那些英文句型：「站起來」，「坐下」，「撿起你的書」，「撿起你的鉛筆」……但人生只能這樣，不能有變化嗎？不滿的我會脫口說「某某某，把你的頭撿起來」，或者以通乳丸或大補丸比喻不同時態。聽在別人耳裡，這些東西相當驚世駭俗。朋友或學生覺得我說話很不正經，很不正常，不是在說真話。但其實我只是使用比喻性、誇大的、反諷的或委婉的語言（understatement），去呈現我所要表達的東西。也許是受自己寫作（特別是寫詩）的影響，我混淆了他們所謂的「真實」，當別人用日常的眼睛看它們時，就覺得我說的是不正常，不正經，甚至是假的。我今天就從這裡出發，來看看什麼是「真實」。 基本上，真實與虛構相對，但在我有限的人生與寫作過程中，我愈來愈覺得，所謂想像或虛構的東西，有時比眼睛看到的所謂真實更持久、更真實。做為一個創作者，用肉眼看，或用心回想皆為真實，但分屬不同層次。因為當你回想肉眼所見的畫面時，事實上就已經將事實重組、剪輯過了。回憶將往日的情景鍍上了一層回憶者想要傳遞、附會的色澤、氣氛，而用文字再現這些內心的想像，又需要更大幅度的剪輯與篩選。因為文字要將素材精簡、純化，使其具有普遍化的美感，它誇大某些部份，忽略某些部份，在這當中產生了適當的組織，距離與秩序，這秩序，就是詩或作品本身。 我創作的文類主要是詩，創作二十餘年——其間完成六本詩集，五本散文集——當我回想起過去，幾乎是透過詩與當時的事件做聯結，那種情境才是我所想到的真實。我們寫作時，一開始出現的文字可能不是那麼準確、安定，可一旦被定下來成為，譬如說，一首詩時，它本身就具有自身俱足的力量，比所謂真實更持久。《舊約．創世紀》說：「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光分開暗，使混沌產生秩序。海頓的神劇《創世紀》，用音樂描寫這一段經文，開始時管弦樂如渾沌的景象搖擺不定，不久，明確的調性與曲式輪廓才慢慢呈現出來，至「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一句，就在「光」一字上，音樂由原來的Ｃ小調突然轉成特強的Ｃ大調和弦，把「光」從混沌中顯現出來。據說首演時聽眾都很感動，甚至有人真的看到了光。這種光的真實、亮度來自文字與音樂的美感，是虛構的真實。 作為一個耽溺於文字的創作者，最大的樂趣是，能夠接近並認識生命中不同的真實，終極的真實。為了讓人體會生命中未曾有的經驗，創作者必須化腐朽為神奇，將熟悉的東西陌生化，或者將陌生的東西親密化。二十世紀初達達主義的畫家杜象有一個作品叫《噴泉》，實際上是把磁製的尿盆放置在展覽場，但當他說這是一個噴泉的時候——杜象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熟悉物，當下有了新的驚奇和喜悅。又如畢卡索有一個雕塑作品叫作《牛頭》，是由腳踏車的車座和手把拼湊成﹔布朗庫西《空間中的鳥》是造型像彎刀的青銅雕塑品。卓別林在電影裡寫他的詩，譬如在《淘金熱》中，饑餓的他把皮鞋當烤雞，用刀叉將皮鞋叉切而食，他把鞋帶當通心粉，把鞋釘當雞骨，又以插著刀叉的兩塊小圓麵包為舞鞋，幻想著和心愛的人共舞，大跳桌上芭蕾……。他們都顛覆了世俗的標準，用意象、比喻，讓我們翻見不同層面的真實。 十九、二十世紀的西洋美術史對什麼是真實（reality）有不同的詮釋。對安格爾或德拉克拉瓦，真實即在大自然裡，不管他們是以知性或以感性的方式呈現之；米勒的《拾穗》畫的雖是聖經故事，在黃昏的田野和夕暮的鐘聲裡，表現出窮人的苦痛和上帝的恩典，仍是要盡量接近我們肉眼所見的真實。但到了印象主義畫家如莫內、馬內、竇加，他們的焦點則在光：物體在光底下色澤的變化才是他們的真實，形似並不是他們最關心的。到了立體主義者塞尚、畢卡索之時，所謂真實變成一堆幾何圖形，成了心智上的抽象秩序。至蒙得里安那種絕對主義時，則只用線條與色塊呈現他所看到的世界。而對超現實主義者譬如達利來說，真實聚焦於夢魘與潛意識，所以達利的畫中出現許多液化與扭曲的物體，這些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看到的。 隨著創作歲月的積累，生命視野的開拓，我對真實的概念，對藝術的功用有不同階段的認識。我的作品中，多樣、變化的風貌，即